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邓小平同志在这里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邓小平同志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西南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科学分析执政环境，求实升华执政理念，不断探索执政途径，切实打牢执政基础，创新加强党的建设，开创了西南地区重整山河、稳定发展的崭新局面。

　　20年前，我组织并参与了《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文集收录了邓小平同志在此期间有关西南工作的文章、讲话、报告、电报、批示、书信、题词等。这是继《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出版后，邓小平个人的第三部著作。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西南局成立75周年之际，重读《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仍能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勃勃生机，对我们20年前的辛勤付出也倍感欣慰。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新局的理论结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对于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确立具有鲜明特点的执政理念

　　面对战乱初定，百废待兴的摊子，邓小平冷静地分析后指出，在经济上，西南物产丰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农副产品生产充足，商贸繁荣，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庆附近的重工业超过上海”，四川的工业生产在全国仅次于东北，居于第二位。尽管国民党对西南经济实施了大破坏，但总的来说，“我们建设西南在经济上有优越条件”。在政治上，西南是“封建势力加上国民党十多年的法西斯统治基础”的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我们在思想上要准备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他还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够强”“地方工作同志，地下党同志，以及军队的同志，都得从头学起”。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反复告诫各级干部：“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因此，邓小平与刘伯承进驻重庆40多天后，西南局就作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重大决策，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的执政理念，是把“为人民服务”这个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立党理念，在夺取政权后转化为执政理念的理论贡献。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驻重庆以后，邓小平强调，“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好”。而城市建设首要的是经济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在城市工作中始终把重点放在西南首府重庆的发展上。他亲自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全面统筹西南经济工作。一年后他便提出了城市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他给刚刚创刊的《重庆日报》题词“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他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强调，中心就是团结起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定要坚持按中央制定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根本方针办。随后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

　　为长期执政构筑坚实的政治基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

　　党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依法执政。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政协的《共同纲领》是与中共的最低纲领相符合的，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如果共产党员不执行，就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就是违反了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纲领发生任何怀疑或者阳奉阴违，都是不许可的。”不管是老同志还是刚参加革命的新同志，都必须首先解决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问题，提高理论修养。他说“我们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用这一思想武装全体党员，为提高执政水平奠定思想基础。

　　党必须始终如一地加强组织建设，培养大批具有执政能力的干部。邓小平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增加了党内无产阶级的比重；对西南地下党进行整顿，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在干部使用问题上不能只讲资历，而要坚持德才兼备，“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德、才两个字实际上是包括了‘资’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才能”。同时大力培育和提拔年轻干部。由于措施得力，西南地区很快就摆脱了党员和干部严重缺乏的局面，为后来全面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党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作风建设，树立执政党的良好形象。早在进军西南的途中，邓小平就对团以上干部敲响了警钟。他指出，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西南解放后，党内部分同志产生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思想；有些党员经不住进城的考验，发展到贪污腐化；有的对自己的婚姻闹着要“改组”。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非常重视，一再强调“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他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来教育广大党员，从最基本的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做起，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这些举措使得西南区党内的不良倾向得到了遏制和纠正，巩固了广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了执政党的良好形象。

　　邓小平在重庆开创西南新局所积累和创造的成功经验还很多，他多次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党从革命到执政的伟大转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重庆史研究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复兴文库》编纂出版”：19ZH0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