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邓小平主政西南局工作的这一段非凡历史，是我们重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遗产。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重庆日报约请相关专家学者，围绕邓小平同志主政大西南的历史经验，撰写理论文章。现推出策划专版，以飨读者。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坚持严比宽好、精比粗好，发展和巩固西南党的组织，大力倡导宁“苦”不“垮”的工作作风，把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贯穿始终，在发扬积极因素、战胜消极因素中，扎根大西南，过好胜利关。1950年2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会议总结时就“作风问题”强调，“依靠群众，艰苦朴素，反对享乐腐化”“我们在西南要扎根”“要稳稳当当地搞好工作”。他指出，我们的革命过了很多关，有困难的关，有胜利的关；防止腐朽蜕化的“思想和行为来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这是我们要过的胜利关”“这个胜利关我们一定要过好”。

　　入城前后敲警钟，教育先行拧发条

　　进军大西南，坚持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先行。邓小平充分利用电文指示、干部扩大会议、报告会等形式，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不安心、骄傲、怕走路、怕吃亏等不良倾向，抓好进军西南思想教育课。1949年，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怕走路”“不安心自身岗位的思想”提出批评：“现在是我们干部放下包袱向三野、四野学习艰苦朴素、遵守法律、顾全大局和友爱团结的时候了，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执行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光荣任务。”向进军西南途中的部队发电文时强调，“不管房东在家与否，住宿后一定要打扫处理善后”“望深入教育各部严格群众纪律为要”。一系列的纪律教育，为“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进城后，压制一切腐化没落的思想。入城之初，部分干部存在“不愿驻乡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少数女同志“要从优招待，要住阔气的地方”等享乐思想，西南局及时出手惩治争房子、争车子、争生活优待等苗头性问题。邓小平亲自担任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主任，对现有用房和用车情况进行摸底，并根据工作需要统一调整分配，对多占用的房子和汽车限期退出，逾期不退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在解决房子问题上，邓小平要求团以上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明令“必须依照中央取消私人公馆的指示加以检讨”。同时，他还责令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市政府机关尽快设法迁出“王园”“渝舍”，将其建成为对老百姓开放的枇杷山公园和重庆市少年宫。在解决争要车子问题上，邓小平针对非坐车不行的“五里腿”问题，提出严厉批评。一套组合拳下来，很快刹住了乱占房屋和争要汽车的歪风。

　　建章立制重根本，定纪立规开先河

　　接管建政，千头万绪。入城伊始，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抓紧建立纪检监察机构来加强对干部作风的规范管理。1950年1月12日，西南局“遵照党中央指示，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使之实现其职务”。1月23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的人民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开始筹建。8月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要求监察工作要坚持立场和原则，抓住中心工作，防止官僚主义。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与正常运转，从组织监督上为确保党员干部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纪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

　　在解决了纪律建设“有人来抓”的同时，西南局还积极探索“有规可抓”的问题。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将“内部工作秩序的建立”作为十一个部分的最后一条进行强调，要求“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鉴于开国建政之初，对于机关干部如何加强纪律约束缺少具体刚性规定。《党章》约束不了非党员，《共同纲领》关于干部纪律作风条款则又过于原则。为更好地监督和激励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严明纪律、服务人民，西南军政委员会结合西南区实际情况，于1950年11月通过了《西南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条例共11条，对奖惩条件、奖惩办法、奖惩程序等作了统一规定，使奖惩行为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西南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定了纪律、立了规矩，是西南区纪律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创举，树立了忠诚担当、勤政务实、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干部标准，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区党的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干部队伍纪律建设和西南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砥节励行强示范，以案为戒聚正气

　　邓小平带头执行党中央的相关制度和纪律规矩。在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上，他不但严格要求下级党委和领导机关“除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外，市委和重要的企业党委必须每两月向省委、区党委和中央局同时汇报综合情况”，并自己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向中央及时汇报工作贯穿了他主政西南的始终。他向中央的报告包括加强纪律建设在内的报告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在对待老家亲戚找工作的问题上，他要求“组织上要进行政历审查，共产党的工作不白给”，绝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对待家庭参与土地改革问题上，他强调按政策办事，不搞特殊照顾，一切家产全部分给农民。在他的指示下，邓小平旧居搬进了9户农民，其中两间正房被用作村办公室。

　　抓住典型案件教育党员和干部。邓小平对进城后不少干部闹婚姻“改组”等不良现象，除及时加强思想教育外，还及时利用“妻子鸣冤县长重婚”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举行公开判处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重婚犯罪案大会，西南局和重庆各级党政军机关代表近2000人参加，李民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庭审现场的面对面震慑教育，以及报纸对其持续深入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刹住了干部“婚姻改组”的邪风。这种透过个案发现“病灶”，又通过类案切断“病根”的方法，起到了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震慑作用和治本功效。

　　注重发挥《新华日报》在舆论监督中的重要作用。1951年《新华日报》刊登某小学化名为“徐秀英”的来信，反映地方文教主管部门任意占用教师的时间，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报道引发重庆市第三区区长兼文教科长大闹报社编辑部，逼报社交出写信人真实姓名等极端事件，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对此，邓小平亲笔批示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长“干涉此事”。《新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位区长的“检讨书”以及对他和另两位干部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监督传递最强音。学校中一度存在的乱抽、乱调、乱占等混乱状况迅速得到了根本扭转。

　　集中教育抓整顿，“打虎”“划界”固成果

　　在党内开展集中教育，是增强党内团结、纠正党员错误思想的一条重要经验。1950年5月至9月，为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基础上前进一步，整风运动全面铺开。邓小平不仅亲自部署、全程指导，而且找准症结、开对药方。在对象上，聚焦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尤其以县级以上的干部为主；在内容上，既整改中央指出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还要求把西南区“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和“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在整风中加以克服；在方法上，从检查工作入手，学文件要少而精，主要是联系实际，启发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标准上，提出“四个是否”。经过整风运动，集中解决了“任务和政策的统一性和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些中心问题”，检查、纠正和处理了一些党员干部进城后滋生的贪图享受，争名誉、闹地位、闹待遇、闹离婚等错误思想倾向和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问题。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西南局对此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西南地区的“三反”运动。经过“三反”运动，纠正了官僚主义，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还提拔了大批积极分子，工作效率提高了，到处出现了新的气象。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牢记“三个务必”，坚持自我革命，用好邓小平主政大西南、过好胜利关，着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一以贯之反对和惩治腐败，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把历史经验转化到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行动上。组织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系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主动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纪律规矩之弦，以严的纪律保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见行见效。

　　要把历史经验转化到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行动上。自觉从思想上追根溯源、挖根祛毒，从文化上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从机制上纠偏补缺、巩固提升。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坐大，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要把历史经验转化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的行动上。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为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全面推进清廉重庆建设，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供纪法保障。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