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校园，若高年级同学在传颂着某位老师，证明这老师或有学问之美，或有个性之美，或二美兼具。重庆师范大学的尹从华老师就是被传颂的人。

　　那时候，我们跟中文系高年级同学住同一楼层，闲时相聚，话题散淡，但很多时候，会说到老师。尹老师是被提及最多的人之一，说他讲课激情飞扬，而且能背《子夜》。背功了得的老师，我们已见识过一个了，是董味甘老师，《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每个标点他都记得，讲课不拿课本，不拿教案，只在风衣口袋里揣着几支粉笔进来。长篇通讯能背，已令人叹服，还有能背《子夜》的？

　　终于等到尹老师为我们上课了。我深深地记得，那天，午觉后的第一节课，就是尹老师的。

　　去教室是段艰难的路，过了宿舍区，还要过一个篮球场，毒热的天，阳光沸腾，身上的汗水也沸腾，可不管男生女生，都迈着快步朝教室赶。我提前九分钟到，但讲台上面，已有个敦实的老者，在那里奋力摇着扇子。

　　从这天起，我们就接受尹老师的现代文学教育。

　　是的，激情飞扬。尹老师的激情不在动作，而在言辞和声音，他会把某些句子，不是说出来，是咬碎了，见血见肉地摊给你看，与此同时，炯炯的目光，从眼镜后面破壁而出，射向满场。

　　他不是在讲课，他是在欣赏，是在沉醉，并引领他的学生跟他一起欣赏，一起沉醉。这是最动人的讲课方式，先向内，再向外，如此，向外的，就有了内在的体温和刻骨的体悟。

　　难怪，凡听过尹老师课的学生，都会将其视为一生的珍藏。2015年4月，我去三星堆，碰到刚从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退下来的师兄陈修元，中午吃饭时，他首先回顾的，就是尹老师的课堂。

　　尹老师的确给我们长达几分钟背诵过《子夜》片段，但是否能背全本，没敢去问他。只是，作为学生，就受到影响了。我当时想，巴金能背《神曲》，茅盾能背《红楼梦》，而教我的老师，又能背茅盾的《子夜》，我可不可以也背一部大书？

　　背诵，真是相当有效的文学教育，背了，就等于吃了，吃下去慢慢消化，人就长了筋骨，就有了审美的坐标和自觉。当时手边刚好有《神曲》，那我也像巴金一样背《神曲》吧。费尽力气，才背了个《地狱篇》，由此知道了老师和前辈们的苦功和厉害。他们背了，就一直记得，而我，背下的也早忘了，只记得开头：“就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

　　大学毕业，我第一次联系尹老师，是整整二十年后。我想写一部与重庆有关的小说，是重庆旧事，是抗战时期那代知识分子的事，我知道尹老师当年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校址在南温泉，就想跟他摆点龙门阵。

　　那是2009年11月22日，约定下午三点钟见面。陪同我去的，是重师历史系毕业的李波，李波要了车，但司机有事误了些时间，到尹老师住处，就快到三点半了。

　　尹老师那时候住在校园内临河的第二十四幢楼，他站在楼外的马路上，已等了半个多钟头。天冷，他揣着手，但一动不动，望向我们的来路。那一刻，愧疚和崇敬顿生。而尹老师毫无愠色，声气朗朗，说等一会儿有啥关系。

　　这给了我很深的教育。知识分子的风采和品格，正是在这些细节上，哪是我们能比的。

　　尹老师的房子大约六十来个平方米，彻底地素面朝天，黑色皮沙发，表皮脱落殆尽，破旧不堪，靠窗的木桌上，放着老式茶瓶和搪瓷缸，搪瓷也掉光了。

　　如此的简朴，却又是那般的富饶——尹老师声若洪钟，讲述着当年日机如何轰炸，师生如何无所畏惧，弦歌不绝。日机把校园炸出个大坑，就干脆挖个荷塘，到第二年，荷叶田田，莲子清清。长时间没肉吃，就在地上画一桌酒肉，大家围坐，“饱餐一顿”。饭里有稗子、砂子、石子、老鼠屎……就给它一个秀色可餐的命名“八宝饭”。

　　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得肺病的多，但大家都挑灯夜读，以图报国。尹老师读法政系，法学之外，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有门课叫《经世文综》，从《尚书》一直选到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为了睁眼看世界，学校要求主修一门外语，还得选修一门。尹老师主修英语，却选修了两门——德语和日语。想必，他选这两门课，是有所考虑的：中国和世界，受着法西斯的蹂躏，当务之急，便是了解法西斯，看他们是怎样强大起来的，又是怎样走上了侵略的路。

　　我们摆谈的过程中，尹老师时不时冒出一句英文。他在网上跟人聊天，不仅跟中国朋友聊，还切换语言，跟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聊，并因此开阔和更新自己的观念和视野。

　　从不停止学习，永远葆有纯真，始终与时俱进，既是尹老师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诠释，在我看来，也是他长寿的秘诀。

　　除了教书，尹老师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们这代知识分子，不仅在教育界发生影响，还在国家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发生影响。这种使命感和未来意识，也是我们不能比的。这是大处，小处同样令人感佩，像前面说到的尹老师的守时和包容。此外，我还知道董味甘老师，董师母生病，行动不便，就常见董老师推着夫人在校园里转，他住在三楼，到八九十岁，还一天几次把轮椅搬上搬下。

　　自从联系上，尹老师就常常关心我，鼓励我，说我是老师的“骄傲”。我知道自己受之有愧，但我更愿意把老师的鼓励化为动力。

　　尹老师之外，我还记得，毕业不久，我写信请教黄良老师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黄老师回了好几页。彭斯远老师给我当时的工作地达州一个诗人带信，让他关照我。

　　周晓风老师教我们当代文学，张家恕老师教我们写作，我跟他们的联系也相对多些，他们鼓励我就是经常性的。周老师为我一部长篇小说写评论，在《当代文坛》和《文学报》发表；张老师撰文，支持我编辑的刊物。还有李敬敏老师，也是我毕业不久，来信鼓励我考研。此等情状，难以尽述。

　　学生和老师之间，哪怕不联系，也会有一种神秘的连结，常常是，正读书或写作，老师的身影就会跳出来：戴少瑶老师的知性，黄中模老师的干练，熊笃老师的严厉，吴向北老师的热心，蒋洛平老师的低调……就会来到面前，成为温暖和照耀。

　　如果想知道老师的近况又盲于联系方式，我通常的做法，是问同窗好友孙肇伦，他几乎都知道，因为关心。

　　时值尹老师百岁华诞，在这个圆月之夜，学生送上的礼物，是祝敬爱的尹老师再活一个世纪！

　　（作者系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四川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