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粪—啰！清晨，这悠长、清脆（有时，也有些粗犷）的吆喝声，便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响起。像报时的钟，敲醒了家家户户沉睡的梦。

　　不一会儿，随着一声声吱吱呀呀的开门声，一个个满是倦怠、呵欠连天的家庭主妇，便拎着各式各样的马桶——我们这里叫得粗俗一些，叫尿罐——将粪便、尿水倒进收粪农民的粪桶里。紧接着，满街顿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涮马桶的声音。

　　城市的烟火，也在满是俗气的喧嚣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如果要问，这是何年何月的事？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在一些中小城市，恐怕概莫如此。

　　那时，化肥是个稀罕物，不光要凭票购买，价格也贵得咬人。因此，近郊的农民一般都要到城里收粪，以弥补种庄稼肥源不足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屎尿也是一种“紧缺资源”。

　　我的老家叫棉花地，地处万州郊区。住了一二百户人家，虽然都很穷，但“吐故纳新”却是必要的。因此，每天来收粪的农民有好几拨。

　　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公厕”“卫生间”这样的设施。家家户户买的都是陶瓷烧制的“尿罐”和“夜壶”。

　　因为肥料紧缺，能收到粪是很幸运的事。所以，一条街道，通常有几个人在收，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谁也不能“侵犯”谁的领地。不然，轻者动嘴；重者动手。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棉花地度过的。人的记忆真是很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有关收粪的故事，仍不时在脑壳里打转转。

　　说起这活儿，也是一个无奈之举。通常情况下，一般都是女人（尤其是中年妇女）在做。从自家的住地到城里，一个单边少说也要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爬坡上坎。很多时候，男人是不屑做这种活路的——这是我长大了以后的想法。

　　收粪，通常都是在清晨进行。

　　天刚刚亮，一家人也该陆续起床了，街头便时断时续地响起了一声声吆喝。

　　或清脆，或尖细，或低沉……像起床号，更像口令，家家户户的女主人便拎着尿罐、夜壶，将这些污秽之物倒进农民的粪桶里。然后，用涮把一阵猛涮。大城市叫“涮马桶”，我们这里则叫“涮尿罐”。不管男女、老少，人们都“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须，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余秋雨：《江南小镇》）。

　　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哪天，我们这里突然冒出另外一桩新奇事：来了一个收粪的男人！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天才蒙亮。棉花地陡然响起了一个陌生而粗犷的“男高音”：倒—粪—啰！

　　这是哪来的人啰？母亲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打开了木门——很快，几乎家家户户的门都吱吱呀呀地打开了，露出一双双睡意朦胧的眼睛，像看西洋镜般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这人年龄可能不到50岁，个头很高，少说也有一米七以上。瘦虽瘦，五官却端正，皮肤黑里透红。

　　啷个是你？你婆娘呢？有人发问。

　　她，她得病了。男人嗫嚅道。

　　后来才知道，他女人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再也做不动笨重的活路了，只好由他取而代之了。而且，这一“代”就是两三年。

　　因为个子高，棉花地人都喊他“大汉”。别看大汉个子高，跟他婆娘一样，心却很细。不少时候来收粪，扁担头还挂着一大把时令蔬菜或一点苞谷红苕。数量不多，也不值钱，但收获的却是热烙烙的道谢。

　　刚接手这活儿时，大汉显得有些局促和羞涩。不论进哪家门，都是低着头，很少说话。来了，门外默默一站，故意轻轻地咳一声，待主人开口，“你各进来倒嘛。”他才蹑手蹑脚地进得屋去，小心翼翼地拎起尿罐、夜壶，将粪水倒进粪桶里，神情庄重而肃穆。

　　不一会儿，两只粪桶基本上装满了，因为怕粪水流出来，他每次都要放两片预先准备的菜叶子在上面。然后，迈着沉稳而有节奏的步伐，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我们邻居有个姓谭的初中毕业生，从小喜欢编点顺口溜。那天也许是“诗兴大发”吧，神秘兮兮地把我喊去，如此这般耳语一番。第二天，我便约了几个小伙伴，跟在大汉后面，有板有眼地一起吼道：农民伯伯身体好，早上起来呼口号：倒一粪一啰！

　　去！去！去！你这些小崽儿。不好好读书，二天只有跟我一样，挑屎桶桶！

　　哈哈哈！我们一边笑，一边蹦，一边跳，天真与活泼写在满是稚气的脸上。

　　以后，以及以后的以后，我们逐渐长大了，也一天天开始变老。棉花地同整个城市一样，变得更加光鲜、靓丽。

　　“农民伯伯”们不再收粪了，原来的“稀缺资源”，都成为了“沼气池”里的废弃物。这吆喝声，也从此在我们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