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95—1998）《长恨歌》，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写了一个女人长达40年的感情经历。上世纪40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旧弄堂、鸽子、老建筑、有轨电车，以及从弄堂中走出的王琦瑶的情与爱……那些琐碎细小的上海故事细节，宛如一段段呓语，又似一个个幻梦，谱写了一曲女人的长恨歌。王安忆用看似平淡又幽默冷峻的笔调，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描写了上海40多年的历史变迁。

　　海派怀旧，城市暗影；价值失衡，人生梦断。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作为中国最繁华也最复杂的城市，上海的浮沉变故、爱恨往事，是一首永远值得咏叹的长诗。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王安忆在《上海的女性》中这样说。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上海高密度文学书写中最有辨识度的两位作家。张爱玲的疏离和苍凉，王安忆的绵密和冷静，为海上怀旧铺垫了极为阴郁沉厚的底色。她们刻画的女性形象，譬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都是在欲望迷失和命运孤冷中，以绝望的目光，凝视着上海的光影变幻。

　　上海，可以赐予观察者所需要的一切深刻或表象。正因其既宽容大度又浮躁喧嚣，关于上海的书写，始终要面对过度的挖掘或错位的判断。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也都没有逃脱争议的宿命。

　　即使在获得茅奖20多年后的今天，对《长恨歌》的阅读理解仍然因人而异，有很多同题异解，甚至结论对立。比如，主人公王琦瑶是可悲的还是可鄙的，是消极的还是勇敢的，是沉沦的还是反抗的，在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答案。

　　不只是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解认知有偏差，读者对其语言文本也既有认同又有排斥，对其价值思想的判断，也是有人觉得流俗，有人觉得深刻。这种错位判断，从曾经审美相对单一时期，一直延续到这个价值认知更加复杂多元年代。

　　作者王安忆曾对这部作品的“误读”作过相应阐释，但所有的辩白又都变得苍白。这是上海和她的书写者的宿命，但同时又不失为一种好运。《长恨歌》就是在这样漫长的争议过程中，悄然完成了经典化。

　　这是好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特殊交互。真正的好作品，是有门槛的，也是有不足的。这既需要读者有阅读的耐心和智识，也考验着读者的价值选择。而不断延伸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作品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不得不说，对追求故事紧张冲突的人来说，《长恨歌》一开始就显得不够友好，它竖起的阅读屏障，挡住那些急切想要与主人公见面的人。在小说开头，王安忆竟然用了四章多的篇幅，写弄堂、流言、鸽子。弄堂是深幽阴暗的，流言是隐秘不绝的，鸽子是挣扎自由的。开篇数千字情景描写，人物皆不出场，这些内容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散文存在。对此，有读者极不耐烦，甚至转头而去。

　　对此，王安忆曾略带失望地解释：“我重视空间的戏剧性，将空间布置好，人不说话也自有传达。”其实，弄堂、流言、鸽子，正是主人公王琦瑶人生命运的起源、改变和见证，这样情境铺陈，就是在为这一场海上怀旧搭起台面、铺上底色。

　　事实上，这部小说通篇都有大量关于城市景观和环境的描写。作者将文字泼洒到了极致，语词层层叠加，句子不停派生。这些文字以极强的繁殖力，在生成曲折绵延的幽径，通往一座城市的深处，带着读者经历上海的弄堂街道，看尘世烟火，感受城市的精神内涵。

　　在精心建构的庞大空间中，在悠悠流淌的岁月河流中，在人潮汹涌的街市巷道中，主人公王琦瑶也就成了一座座桥梁，连接起上海密密匝匝的物象，见证着城市浮沉的沧桑无奈。正如王安忆所说：“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想写的是一座城的故事。”

　　这是上世纪90年代王安忆在小说写作上的创新表达。这个永远不愿原地踏步的作家，她的一次次艺术突围都会让读者投注既激赏又怀疑的目光。其实，这个世界任何创新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创新者往往也多是孤勇者，在文学世界一次次勇立潮头的王安忆，最终还是以真诚和才华赢得了尊重。

　　几天前，王安忆获颁“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她在答谢致辞中说：“我们叫作‘69届毕业生’。这个名字几乎是个谑称，是没有上过学的学生的同名词，也是个隐喻，喻示着一代人被教育放弃，两手空空地走上社会。在我几十年来各种履历表学历这一栏，我还是很厚脸地填上‘初中’两个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

　　这何尝又不是一个作家的“海上怀旧”？不同的是，王安忆用“五四”人文进步背景下的新文学营养，“及时地填补了学校教育的缺失，让我们避开成长的危险，滋润了青春，走上人生的正途。”王安忆的青春记忆说明，即使在历史某个垃圾时段，个人选择文化自强，也有一片开阔的通途。

　　这个作家的青春选择，也很容易让人想到《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相反人生。王琦瑶的一生，都活在自恋和依附之中，价值观的错位，导致独立主体性的缺失，最终一步步将她拖进悲剧命运的深渊。

　　少女时代的王琦瑶，原本只是温和恬淡的小家碧玉。在“沪上淑媛”的东风吹拂下，她登上了“选美”舞台，赢得了“上海小姐”的第三名。美丽的光芒自然容易引来猎艳的目光，在自尊独立和傍身权贵的选择之中，她毫无犹疑而且极为期待地投入到李主任的权力怀抱，搬进了爱丽丝公寓的安乐窝，做起了“金丝雀”。身边，是一个装着金条的西班牙雕花木盒。

　　有着通天权力的李主任飞机失事后，王琦瑶的青春辉煌也随之结束，“金丝雀”变成了“无依鸟”，只能从上海喧嚣的大世界飞到邬桥的宁静天空。在那里，豆腐店老板的儿子叫阿二，倾心于王琦瑶，为她念白居易的诗，其中，《长恨歌》里那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最动情。杨玉环玉殒香消，这不过就是傍身权贵工具人的命运隐喻。

　　当价值观不能驱散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吸引力，恋恋红尘的深情，有时不过是一曲乍听动情细品反胃的挽歌。

　　上海的繁华如梦，一直是王琦瑶的向往和追求。她还是急切地从邬桥飞回了上海，在平安里重新寻找浮华人生。她“在螺蛳壳里作道场”，被出生于旧上海工厂主家的花花公子康明逊勾起海上怀旧的昔日绮梦，为这个男人生下女儿薇薇。不敢负责的男人转身而去，王琦瑶只能独对孤独。

　　在这样的人生节点，王琦瑶也曾萌生过女性主体意识。特别是，一直无私深爱她的程先生寻迹而来，他们渐然开启理性、节制、隐忍、妥协的交往生活。然而，上世纪60年代骤起的政治风云，让程先生深陷痛苦，最后跳楼自杀。王琦瑶，从此难遇良人，只与苍凉共舞。

　　时间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琦瑶也走进了改革开放的风潮之中，她将自己的海上旧梦转化为时尚男女的人间游戏。

　　老克腊是她女儿薇薇的朋友，是个迷恋上海街景、旧物、老音乐的年轻人。怀旧，让老克腊与王琦瑶演绎起穿越时光的爱恋。在旧上海的暗影之中，王琦瑶重新回到上海小姐的华丽幻觉。只不过，面对王琦瑶渐然显露的老态，老克腊的怀旧只是一种暂时情绪，而不是纯粹情感，根本经不住时代新潮的冲击。

　　王安忆设置了一个看似突兀的结尾——王琦瑶被长脚掐死了。长脚是个像老克腊一样有着海上旧梦的年轻人，不过，面对王琦瑶那个传说中装满金条的木盒，怀旧终于露出伪饰面目，贪婪释放出人性之恶。那一刻，掐着王琦瑶的长脚，觉得这个女人竟是那么丑那么老；被长脚掐着的王琦瑶，则想到早年她在电影拍摄现场看到的躺在床上死去的女人。

　　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平静地叙述：“再有二三个钟点，鸽群就要起飞了……”那一刻，城市的天空，鸽群在自由地飞翔；上海的早晨，响起浦东建设的号角。

　　王安忆迅疾地对王琦瑶的人生施以噩运，让其死得潦草，冷静掐灭复活的海上旧梦，如此残忍，如此扎心，如此警醒。对此，王安忆曾说：“女主角的结局十分不堪，损害了她的优雅，也损害了上海的优雅，可是倘没有这结局，故事就将落入伤感主义， 要靠结局来拯救，却又力量单薄，所以，略一偏，就偏入浪漫爱情小说，与时尚合流。”

　　显然，王安忆就是要用悲剧结局，以批判力量，来警示人们，应该从不真实的、没有希望的、背离伦理道德的旧梦中醒来，去拥抱更加符合文明潮流的时代新梦。

　　红颜薄命总是令人唏嘘，但把命如纸薄都推给时代和体制也是不公平的。“命薄”效应背后，往往都有一种驱动力，叫“自轻自贱”。王琦瑶的青春选择已过百年，有些时代女性的人生依然在原地踏步。殊不知，海上旧梦，早该在时代风潮中飘零溃散。

　　一时浮华梦，一世长恨歌。谁的青春不迷茫，人生长恨水长东。唯有自尊自强，才是永远的人间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