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人说，所有写在羊皮纸上的文字都是为了还原历史。那么，刻在文物上的文字呢？那些刻在甲骨、青铜器、简牍、帛书上的文字，又能为我们还原一段怎样的历史？是更精准？还是更迷惑？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是在时间的洪流中默默地坚持真相？

　　一个名为林屋公子的网友，写了一本《文物里的早期中国》来回应这个疑问。他以侦探的视角，从多种有字文物中寻找上古及先秦传说所遗留的痕迹，试图通过一件文物解读它背后的政治制度、思想潮流和历史变化。

　　这或许是一种雄心勃勃的尝试。

　　从一般的规律而言，年代越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就越清晰，特别到了文字书写已经覆盖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不同资料互为印证，兼听则明。但早期中国却不是这样，史料本来就缺乏，解读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甚至一谬千里的情形也不罕见，惟其如此，出土文物的地位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文物往往用于祭祀、祝祷等大型活动，本身就传达了很多信息，诉说了一段完整的故事。根据对这些实体文物的考据，再借助古籍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还原真相，确实是一种逻辑自洽的考古方式。这种以文物解读文献的方法，使得许多模糊不清的历史事件的确得到了一种“看上去很清晰”的呈现。《文物里的早期中国》一书通过郭店楚简、清华简、吴钩越剑、马王堆帛书、三星堆铜人等具有代表性的34件出土文物，重新解读了汉代之前我们认为熟知的神话与“信史”，得到了一些与传统认知不一样的结论。

　　比如第3章，从陈侯因齐敦推断出黄帝的由来，就是本书呈现出来的一种典型的路径。作者从陈侯因齐敦上的铭文“绍緟高祖黄帝”入手，梳理了黄帝的字义与来源。在商代开始寻找黄帝的痕迹，但在《诗经·商颂·玄鸟》和《大雅·民生》这两段分别讲商周人族源的史诗中，均未找到黄帝的痕迹。作者继续往后寻找，在《史记·封禅书》和《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源起的回溯中，最终定位到黄帝的概念大约形成在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指出，黄帝的形象被按照共同的文化心理需要进行了塑造。在华夏国家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华夏民族从形成之时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因此，黄帝的由来并非单一的血统传承，而是文化的传承。

　　又如第25章中，作者从吴王夫差盉入手探究西施范蠡的传说。千古以来，西施和范蠡这对恋爱组合被视为是“神仙眷侣”的代表，他们泛舟太湖的情景象征着功成之后对权力的摈弃，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自由。但作者却指出，在历史的真相中，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可能并非如此美好。

　　首先西施和范蠡可能就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在真实历史中查无实据。其次，即使有这对人，他们也很可能并没有归隐，根据各种史料推断，如贾谊的《新书·耳痹》中记载，越王勾践灭吴后，将帮助他灭吴的几位功臣都杀掉，范蠡是被投到五湖（即太湖）中淹死的。西施的结局和范蠡也同出一辙，被扔到水中淹死。回到吴王夫差盉这件器物，其肩部有12个字的铭文，题刻道：“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有学者认为，这句铭文可能是用于赠送给吴王夫差的又一位来自民间的妃子，而此女子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西施。这几乎是有关西施是否真实存在的唯一证据文物。在我看来，浙江那些承载西施与范蠡传说的各类古迹并非牵强附会，因为这是文化的力量，代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再创作。

　　当然，作者的这种尝试也多少带有“民间科学”的色彩，他的著作还不能算作严肃的考古学术著作。比如，作者在论述某些问题时过于依赖考古发掘的文物，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证据，这多少是一种“概念先行”。同时，作者太想证明文物和历史的关联性，有时会陷入一种“为了证明而证明”的循环中去，但真实历史的发生可能就是混沌的，也许就是蝴蝶挥舞了一下翅膀导致一个时代的崩塌或者诞生。另外，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为了观点的流畅而只截取某一方面的证据。不过作者自己也说，《文物里的早期中国》只是一本从先秦秦汉文物中读上古史的“小册子”。既然是“小册子”，那就不用当信史看待，作为一部消遣类的科普读物，作者将考古研究与轻松的叙述风格相结合，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学术的魅力，又能享受到“爽文”的阅读体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考古“民科”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