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89—1994）《白门柳》是作家刘斯奋创作的长篇小说，共3册，分别为：《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该小说第一部、第二部获得茅盾文学奖。 　　作品讲述的是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中的三大名妓柳如是、李十娘、董小宛以及名士钱谦益与时代、命运奋力抗争的故事。小说通过明末清初复社诸生与秦淮名妓在大动乱中的历史命运，展示了17世纪中叶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和历史画面，并使用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作为意象。

　　国破家亡，残山剩水；名士风流，风月悲歌。

　　自古名士多风流，醉里寻花解忧愁。真名士，有节义，断然不会在纸醉金迷中，忘却国仇家恨，丢掉士人风骨，辜负真我本心。

　　士或士人，这样的阶级身份，在历史演进中，长期作为一种文化形象存在。在儒家学说浸染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士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庶族兴起，士族退出了贵族的历史舞台。士或士人，则更多用来泛指读书人。

　　“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论如何，士人仍是完成道统、学统、政统、治统、法统等封建管理体制闭环的重要力量。

　　从春秋诸子的饱学经纶，到大唐才子的旷世风韵，再到宋代士子的风骨气度，士人阶层的文华治世和风采人格，如同闪耀的群星，在中华文明历史天空里，绵延成一条灿烂的银河。

　　然而，当历史的车辙停留在晚明年代，江南士人却留下了一曲文化的挽歌，成为士人风骨软化的表征。

　　外族的侵扰，流寇的掠杀，帝王的狂悖，朝臣的腐败，让大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以东林党人、复社为首的一批江南士人，在明清交替之际，怀揣着重振明朝声威的梦想，走上济世救国的历史征程。

　　但是，在义与利的选择面前，在道统和政统的交互之中，这些江南士人精神人格沦陷，表现的知识分子参政乱象，让士人风骨的精神传统渐染消亡。

　　小说《白门柳》，写的正是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面对时局动荡，精神世界在发生变异。其中的情形，就与杨念群在《何处是“江南”？》中写到的江南士林精神沦陷，丧失道统学统，沦为专制王权的胁从者，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作为一部讲述才子佳人故事的历史小说，《白门柳》书写的人物故事，是读者熟知的。钱谦益、冒襄、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方以智、张岱、柳敬亭……这些是极具影响的晚明才子；柳如是、顾媚、董小宛、李十娘……这些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秦淮名妓。作者刘斯奋把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搬进小说中，以才子佳人故事来演绎那段极具悲剧美学的历史。

　　刘斯奋的目标和努力，是令人尊敬和激赏的。《白门柳》选择了大架构大篇幅，采取小说界流行的三部曲形式，以《夕阳芳草》《秋露危城》和《鸡鸣风雨》三卷，用130万字的巨量篇幅，来铺陈那个极具辨识度的历史年代。

　　为此，刘斯奋耗时16载，有时十天半月不下楼，晚上写至次日凌晨四点，睡一上午，下午接着再写，过着苦行僧式生活，最终完成这部鸿篇巨制，也拿下了茅奖殊荣。

　　在茅奖作品中，历史小说篇目并不算多，迄今也只有《李自成》《金瓯缺》《白门柳》《少年天子》《张居正》几部。尽管这些作品多被标注为“史诗性”写作，但整体而言，读者反响平平，多数不被记忆。《白门柳》尽管有“史”也有“诗”，但还是扛不起“史诗性”应有的厚重和深刻，显得较为苍白平庸。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部小说颠覆了人们普适的审美和价值。

　　对于晚明士子与“秦淮八艳”的故事，不论历史记载还是民间记忆，都堪称“前人之述备矣”。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孔尚任的《桃花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还有林林总总的野史话本，早就在人们内心植入那些名士和名妓的深刻印象。

　　特别是《柳如是别传》等作品，在史实考证的结果上发挥文学想象力，写透了晚明文人的内心挣扎和青楼女子的才华气节。

　　不得不说，《白门柳》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太僵硬了，太拘谨了，太苍白了。在精神人格的呈现上，太过矮化和俗化，极大地破坏了人们的审美印象。

　　小说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一共有五位，分别是钱谦益、柳如是、冒襄、董小宛、黄宗羲。但，这些形象展示，似乎除了机械的史料搬运，就只有蹩脚扭曲的想象。

　　以柳如是为例，这个“秦淮八艳”的代表人物，在《白门柳》中竟然被写得肮脏不堪，实在令人震惊。

　　据史料记载，柳如是命运悲苦，早年因家贫被卖为婢女，后来堕入风尘。柳氏虽身处青楼，但苦学深读，诗词书画颇有造诣，其诗作《岳武穆祠》《于忠肃祠》等，气蕴雄厚，慷慨苍凉，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当时，柳如是不仅著述颇丰，结交的也多是当时的名流才子。

　　后来，柳如是嫁于钱谦益，在明亡国之时，请求钱谦益殉节。钱谦益做不到，柳如是则果敢跳水自杀，后被救起，仍积极拉动钱谦益投身反清复明的秘密斗争中。

　　这位秦淮名妓，不仅有过硬的气节情操，为人处世也“性机警，饶胆略”。这是一个美貌和智慧并重的女人，不论是家国情怀，还是美貌才华，柳历来都被津津乐道。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更是对其给予了极高的道德肯定。然而，在《白门柳》中，柳如是不仅被写成了一个在后院争权夺利很会算计的泼妇，更是一个不受淫欲控制的荡妇。比如，写柳如是趁钱谦益不在家，先是勾引仆人，后又与郑公子苟合，相关场面描写极为粗俗。对柳如是如此丑化矮化，令人震惊。

　　小说写作，文本要撑得起故事，故事要立得起思想。《白门柳》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者对价值立意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从故事情节上，作者书写了历史转折时期士人作出的两种选择：一是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丧失人格气节，成为专制王权的工具人；二是从传统士大夫蜕变成为早期的启蒙思想家，给后世带来难得的民本思想。然而，《白门柳》在书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始终缺乏创新突破；在故事叙事上，缺乏严谨的结构，显得拼接成分太重；在价值思想呈现上缺乏艺术表达力度，显得太过教条、僵化、单薄。这一切，都削弱了《白门柳》的作品价值。

　　比如，东林领袖、复社名士、清流代表，在晚明士人的亡国愁云里，在国破之后的残山剩水中，要么极度势利，要么僵化呆板，就连后世转身成为大思想家的黄宗羲，也只是个“愤青”形象。其实，关于钱谦益、冒襄、侯方域等才子，历史早就做过清晰画像。特别是黄宗羲、史可法这样的人格偶像，可以立体呈现的空间很大。包括马士英、阮大铖等投机变节者，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都应有丰富复杂的表达空间。从故事情节上讲，不论是与阉党余孽阮大铖等人的抗争，还是和宵小之徒马士英等人的博弈，抑或是与青楼名妓之间的爱恨……书写这些江南士人的故事，都可以做到荡气回肠、情深义重。遗憾的是，《白门柳》却难以满足这种审美愉悦的期待。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悲壮的复杂年代，但江南文人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像柳如是这样青楼女子的节义情操，仍然如同一缕烛光映照孤冷的历史墙壁。如果文学书写不能把这样的烛光点亮，反而将其掐灭，给悲情年代涂抹上太过僵硬又浓厚的历史脂粉，这样的历史写作无疑只能是失败之书。

　　晚明的残山剩水，何以埋葬士人风骨？时代的精神家园，何以滋养理想人格？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永远都有一块巨大的空白地带，值得用灵魂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