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11—2014）《生命册》，是作家李佩甫2012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命册》是其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这部作品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人的精神产生裂变，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无奈和悲凉中，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又蕴藏着一个个生命的真谛。

　　故土难离，精神漂泊；时代孤儿，挣扎人生。

　　人这一辈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某个原点，沿着地理和精神的两条线，走向高远处。不论是到世界去，还是构建精神家园，对很多人来说，走得再远，想得再深，还是绕不出一个村庄。

　　于是，也就有了“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当故乡装不下肉身，当他乡容不下灵魂，人的生存状态，就一定会漂泊无依、颠沛流离、无所适从。

　　“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是李佩甫小说《生命册》开篇的第一句话。原本生长于乡土的种子，栽进了钢筋混凝土的都市丛林，往往很难生根发芽，更难长成参天大树。因为“人与环境”的生存联系和“植物与土壤”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大相似性。当一个人难以挣脱乡土的羁绊，来到城市之后，也就很难拥有让生命自由呼吸的空间，让心灵得到雨露滋养，让生命变得生机勃勃。

　　离乡者对待故乡，既有守望情结，又有反叛精神；既有依恋不舍，又有抱怨憎恨。《生命册》就把目光更多聚焦在这样的乡村逃离者身上，来观照这种“背负着土地行走”的人生。

　　作为“平原三部曲”收官之作，《生命册》是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李佩甫写出的一部优秀世相小说。在“乡村—城市”之间，李佩甫随时调动场景转换，来展现农村“熟人社会”和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人间百态，来展示城市化进程给离乡漂泊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

　　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被称为“分叉式树状结构”。“我”作为叙事主角，是树干。通过“我”的记忆，延展出一个个故事。作为枝丫，故事中的细节则如同枝条叶片。由此，枝干分明，彼此连通，繁茂生动。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手法，以及以第一人称作为视角，让这部小说诸多情节既独立又连贯，让作者拥有表达观点情绪的更大空间。由此，这部小说显得既宏大又细密，既厚重又灵动。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大名叫吴志鹏，是个孤儿，从小由老姑父抱着，一家一家寻奶喝。村口、场院等乡村坐标，都是各家女人给“我”喂奶的场所。“我”吃着百家饭长大，被视为一只饥饿年代“吃遍全村的蝗虫”，在村里“劣迹斑斑”。因此，也被村里人选为推荐上大学的对象，以此来甩掉累赘。

　　“我”读了研究生，满怀着扎根城市的梦想，想把自己的生命移栽进城市的新土壤，从而拥有体面的人生。然而，村里各种要办的事儿，都通过老姑父的“指示性字条”，像雪片一样飞来。每一次，还以幼童时期的“给口奶吃”和老姑父手写的“见字如面”，来作为“记忆引线”，进行道德捆绑。

　　一边是苦涩的乡村记忆，一边是沉重的责任回报，离乡者的人生路，又苦又长，时常迷茫，找不到定位和归属。正如小说中这样描述：“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虽然我满身是芽儿，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长成一棵树。因为，家乡父老还等着植下的阴凉呢。”

　　“背着土地行走”，就是如此沉重，如此无奈。《生命册》中故事发生年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几乎跨越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李佩甫就是在呈现一部跨越历史时空的“年代剧”，就是在展示一幅小人物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挣扎的“浮世绘”。因为历史禁锢，因为人性残忍，因为精神迷失，很多人都活在社会夹缝里，成为时代孤儿、

　　虫嫂，应如鲁迅笔下“祥林嫂”一样，成为被人们普遍记忆的底层女性文学形象。虫嫂个子矮小，只能嫁给失去劳动能力的残腿人老拐。这个女人虽然很机灵，也很勤劳，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光靠她一个挣工分，很难把三个孩子养大。“一屋嘴，怎么办，也只有偷了。”因为偷盗，虫嫂被各种手握权力的男人玩弄。后来，为了家人吃食，她甚至主动跟男人“鬼混”。

　　后来虫嫂被游街批斗，差点被村里女人们折磨死。不仅村民侮辱她，丈夫老拐也嫌弃她，连孩子都不喊她“妈”。但，哪怕刚遭受过羞辱和殴打，她仍然选择去偷，把好吃的给家人，自己只吃又硬又苦的。当孩子被人欺负，她如同母狼，为护犊发出惊人怒吼。

　　后来，虫嫂只能卖血给丈夫看病，卖血来贴补孩子上学。终于熬到改革开放年代，随着最小的女儿到县城上中学，虫嫂离开了令她受辱蒙羞的村庄，到县城收破烂。为了不给子女丢人，她送钱送粮，只能定时定点进行“地下交接”。长子工作后，依然不认她这个母亲，从没让她进过家门。她把三个子女都送上大学，都有了工作，自己也老了、病了。原本指望能得到三个儿女轮流照顾，然而，三九寒冬还是被晾在门外。这个孤独的离乡女人，只能回到来时的村庄。

　　虫嫂的复活与救赎，勤劳和善良，释放出母性的勇敢与伟大，也赢得乡邻的尊重。虫嫂黯然死后，村民们给她办了隆重的丧事。听闻虫嫂有存款，儿女们急忙赶来，被村民阻挡在村外。这，是乡村庄严的态度。

　　在《生命册》中，每一次离乡和归来，是一种情感碰撞和价值取舍。比如，下放到村里改造的杜秋月，与寡妇刘玉翠组成家庭，过着卑微人生。后来，杜秋月平反，用欺骗手段和刘玉翠离了婚，到城市开始新生活。刘玉翠如影随形，百般纠缠，让杜秋月丢了工作。在长期追踪杜秋月的过程中，刘玉翠看清城市面目，听懂了城市隐秘心跳，扎根下来当了老板，和杜秋月完成强弱身份的轮换。

　　离乡者的荒诞人生，映照出小人物的人生步伐只有和时代列车同频共振，才可能行稳致远。反之，如果灵魂跟不上脚步，就很容易掉进现实的黑洞之中。比如，豪爽侠义的“骆驼”因为人生太“抢”走上歧路，跳楼自杀；聪明能干的梁五方遭遇不公，成为上访专业户后，渐然异化为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流氓；“爱惜羽毛”的高官范家福和主持人夏小羽，最终还是被卷进权钱交易的漩涡；在城市做了风尘女子有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蔡苇香，返乡开了公司带领村民致富，为洗净心灵污垢，连姓名都改为“蔡思凡”……这些人物的命运起伏，都谙合《生命册》扉页上泰戈尔的诗句：“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到火湖里”，这是关于灵魂审判的一种说法。李佩甫的《生命册》是在记录生命的本质和价值。有的值得致敬，有的则应扔入火海。每个人的生命既是宽阔和深广的，也是复杂与危险的，关键是自己如何才能发掘出其中“埋藏的光耀”和“真正的洁白”。对此，小说在最后，也借“我”之口，如此真诚而坚定表达心志：“我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让儿子或是孙子去找。”

　　这是忧思，也是期待；这是批判，也是重建。要让离乡者迎来真正具有价值的精神返乡，唯有树立信仰，找到更为适宜的生活方式。

　　生命册上，你将如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