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前，一册《成都自然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在蓉发布，开创了由多名作者就一个城市的花、鸟、虫结集创作的先河。作为其中几个话题的编写者，我自然有几分欣喜。

　　记得近四年前，四川青少年文联博物专业委员会在成都成立时，《笔记》总顾问之一的刘乾坤先生问我对“博物学”的理解，“玩儿”——我脱口而出。当然，有关博物学的标准答案绝非如此，但纵观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博物学发展，不就是人们在对地理、地质、生物乃至天文等自然现象的不断体验、记录和把玩过程中走过来的吗？甚至，连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东方头号圣人孔子，不也是教读书人闲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吗？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人类亲近自然并不需要多少外力的鞭策，而是出于与生俱来的天性。

　　我生长于重庆缙云山脚下，那个年代的孩子所读课本的总重量大约不会超过30斤吧，比之当下的孩子们，真是惭愧至极。但那时的我们，却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撒野，方圆十里八里都是我们的乐园。钓鱼、扑蝉、抓蟹、摸虾、掏鸟蛋，几乎是个个男孩子必须精通的技艺。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保留着“地瓜藤”与“鸡眼睛”（裂叶榕别名）淡淡清香与甘甜的味感；对缙云山森林中的“乔巴菌”与野葱的采集与吃法也颇有心得。或许，这也是多年后，我能下决心从事植物学野外工作的原始动因吧。

　　《笔记》的主编、成都观鸟会创始人沈尤先生，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观鸟推广、自然教育和生态旅游等方面的工作，业内戏称其为“鸟人”。那年，他带着大约十三四岁的儿子同我们一道去雅安荥经县做野外考察。我发现这孩子保持了敏捷好动的天性，并已掌握丰富的鸟类的知识，与当下埋头书斋，面对自然环境通常一脸懵懂的同龄孩子判若两人。原来，他们一家三口每逢假期总有野外安排，观鸟已然成了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笔记》的副主编之一、博物达人邹滔先生，要么正在贡嘎山拍摄杓兰，要么又在龙泉山观察候鸟迁徙，一年四季总是忙得不亦乐乎。《笔记》的作者之一、孙海先生则告诉我，作为一名文科生他本想鼓励孩子学习植物学未遂，自己却“入坑”成了植物达人，在我手边至少就收集了他编著的《写给孩子们的古典文学植物图鉴》等科普读物3部之多，令我这个一向标榜热衷自然之人也深感吃惊并备受鼓舞。更令人欣慰的是，《笔记》还撷取了一些中小学孩子的作品，呈现了下一代人与众不同的想法。但无论是任何时代的人，你首先应该是个实践者，一个“玩家”。

　　《笔记》荣获了当年的“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10本评委推荐图书。但无论对成都还是世界而言，所收录的28种花草，23种鸟类和20种昆虫，都不过是冰山一角。其可贵之处在于，这个由背景不同的作者所构成的创作群体，成功地将乡土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为读者尤其是中小学的孩子们揭开了大自然神秘面纱的一角，从而有助于激发和唤醒人们对自然的热情。

　　现代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一篇题为《无聊是人类宿命中的定数吗？》的随笔中，有一段十分新奇和令人深思描述：“我曾见过一个生养在伦敦的两岁男孩，第一次被带到绿色的乡间散步时的样子。时值冬日，一切都是潮湿而泥泞的，在成人眼里没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可男孩在这里却表现出了神奇的狂喜。他跪在潮湿的地上，把脸埋进草里，发出含糊不清的欢乐的叫声。他的幸福体验是原始的、单纯的，也是巨大的。他的这种正在被满足的生命需要意义深远，假如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很少能成为完善健全的人。”

　　由此看来，与其说“人们为了生存，聚集于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向往自然”，不如说“帝乡非我愿，富贵不可期”，大自然才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和归属。由此，我以为《笔记》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在于：引导人们回归自己潜在的“本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我们的终极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