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条红军石刻标语——“人民好坐江山”。它是城口这座红军之城的灵魂，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2013年，我在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陈列馆里第一次看到红军标语照片，“人民好坐江山”六个大字赫然在目。

　　标语竖写，笔画及间架结构说不上匀称，章法也不严整，甚至有些拙朴。加之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打，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当地群众便给它上了一点红漆，使之鲜亮起来。

　　尽管隔着照片，但我分明能感受到80年前老红军们那种奋不顾身、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拳拳之心，对革命后辈的殷殷之情。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永远为了“人民好坐江山”》来记录自己真实的感受，还建议城口县委、县政府，把“人民好坐江山”这六个字放大后刻在县城对面的山崖上。

　　红军石刻标语所在地为大巴山脉的坪坝大梁，海拔1400多米，蜿蜒数十公里。“人民好坐江山”位于半山腰海拔950米的火山坡处，那里山高坡陡，人迹罕至，加之我们每次都来去匆匆，因此始终没能到现场去实地考察过。不到现场，就缺少真知。是为遗憾。

　　2023年，我70岁了，再不弥补，或成终生遗憾。

　　初冬的城口，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一个下午，我们乘车来到巴山镇。那是大山深沟中，任河边上的一个小镇。

　　出了小镇就是陡坡，让我们的行程一开始就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那里的山路，几乎都是直上直下，行走必须手脚并用，再加手杖支撑。

　　这所谓的路，完全看不到路的踪影，因为它全被树叶和刺巴笼所遮盖，看不到路的原貌和深浅。如果不是有一位农村向导，手提一把弯刀，在前面披荆斩棘，为我们砍出一条路来，我们根本无法前行。即便如此，两边的灌木、荆棘仍不时剐破我们的衣服和手上的皮肤。

　　越往上走，山路越陡，石坎越高，越是艰难，这使得我和夫人的身心都极度疲惫。其艰险、坎坷完全超出了预期，让我们的心在“继续攀登”还是“就此打住”间徘徊，不断考验着我们的心理和生理极限。

　　我在想，这一定是许多人不能到此目睹这条标语的原因。我们只能极小心地走实每一步，又极缓慢地向上攀登。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以至于花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爬上了巴山镇元坝村火山坡，在一个叫石粑皮的地方，终于见到了“人民好坐江山”这条标语。

　　所谓石粑皮，就是一块七八米见方裸露的巨大山石，岁月的风霜已使石壁斑驳，满是如弹孔般大小的圆洞。

　　这幅标语的文字距地面1米左右，阴刻，纵行书写，高约0.87米、宽约0.38米，字距1.5厘米。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打，石壁风化，标语的字体已较为模糊。

　　我们迫不及待地仔细考察这并不显眼的标语，有了三个最重要的发现：

　　一是标语外面有框环绕。在标语的外围，刻了一个长方形的框把标语围起来。这在过去的记录中并未看见。

　　二是标语上方有字。我们在标语的上方发现了若隐若现的几个字“卅×军”。有人说是时间，有人说是人名。

　　我和同行的陈宇详细讨论，认为“卅×军”应该是红军部队的番号。“卅”是三十之意，加上一个“军”字，基本上就可判断此为部队番号。中间一字阙如，是个遗憾。

　　正是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到底是哪支红军部队刻下的标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破解的思路。

　　研究表明，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从1933—1935年，红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相继在城口战斗过，李先念、徐向前、王维舟、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当年，红三十三军指挥部就设在今天坪坝镇议学村的龚家大院，火山坡是进出坪坝大梁的交通要道。

　　顺着这个线索，我请教了研究城口红军历史的专家，他告诉我，1934年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就在这一带战斗。这就可以初步判定，标语应是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战士所刻。

　　三是第一次完整地梳理出这条标语发现的经过。

　　为我们披荆斩棘开路的老农叫冉寅远，今年60出头，是当年的发现人之一。他告诉我，那是1977年的一天，14岁的他与几个小伙伴上山砍柴。路经这里，不经意间看见了大石头上凹陷处有些划痕。他们就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索，最终发现是“人民好坐江山”六个字。当时觉得好玩，有几个小伙伴便用镰刀去敲这几个字。冉寅远见状，及时予以了制止，他认为“这几个字大有来头”。

　　下山后，他立即将这个发现报给了当时的元坝大队书记冉明兴。冉明兴教过书，对城口的红色历史比较了解，他跟着冉寅远来到火山坡查看标语。

　　“这不是一般的字，不能破坏!”因为他知道，当年的红军曾组织当地石匠成立了錾字队，将宣传标语刻在岩石上。整个川陕苏区有红军石刻标语4000多条，是全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文化景观。当时城口坪坝大梁一带类似“打倒刘湘”“红军万岁”等标语不少，有刻在崖壁上的，也有凿在石头上的，还有写在房屋墙壁的。

　　他将此事汇报给了县里，这六个字就被保护下来。后来，县里把它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立了保护碑。

　　当年刻下这条标语的战士姓甚名谁，我们已不得而知。

　　他们为什么要刻这条标语，也无文献可考。

　　这些问题让我们不能就此罢休。

　　那天，我们一行就坐在这块石壁下、标语旁，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我们大胆遐想，热烈讨论，合理推测，形成了一些共识：

　　1、这是红军战士的“随手之作”。

　　在城口境内现存的红军标语中，没有如此之小、如此简陋的红军标语。从标语本身看，这不是红军组织的专门队伍所刻，更像是普通红军战士用刺刀划刻的，是为存史、存证的“随手之作”。

　　2、这种“随手之作”的产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在残酷的战斗之后，巨大的牺牲，难言的苦痛，饥寒交迫，极大地冲击着红军将士的心。于是，有人便提出了我们如此的牺牲奋斗到底是“为了谁”的问题，一位战士的回答是“人民好坐江山”。因而，“人民好坐江山”这句最质朴、最重庆的话语就被用刺刀在山石上刻了下来。

　　另一种是红军就要离开城口，踏上漫漫长征之路了，更大的艰险，更多的困难，更惨烈的牺牲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他们刻下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初心，以表明心迹——我们付出的一切艰难、困苦、奋斗、牺牲，就是为了让“人民”“好坐江山”，让“人民”坐稳江山。

　　这让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于是站起身来，抚摸“人民”这二字。透过这斑驳拙朴的刻痕，眼前仿佛见到了飘飞的战旗，血洒的战场；耳边仿佛听到当年军号的嘹亮，枪炮声的激烈，高昂的拼杀呐喊；更能够用手、用心直接触摸到当年红军战士对党、对人民的炽热初心。

　　不知是谁说一句“石头风化了，但是心头更明亮了”。这话，真好！

　　天色渐暗，我们不得不告别石刻，借助手机电筒的照明，缓慢下山。殊不知，下山花的时间比上山更长。因为夜露初起，地面湿滑，更加难走。

　　回到公路，天已完全黑了。经过近6个小时直上直下的跋涉，我们早已脚粑手软。在重新踏上平地的一刹那，那种对心灵和情感的巨大冲击，至今难忘。

　　我庆幸自己在古稀之年，在重阳节前一天，还能徒步登上海拔近千米的火山坡石粑皮，亲眼见到这稀世珍品。

　　我多么希望每一个到城口来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能来这里上好“第一课”——攀登一次火山坡，瞻仰一次“人民好坐江山”的标语，感受一次红军历史文化的魅力，经受一次震撼心灵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