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简介 　　“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成都，得去宽窄巷子。”由章夫所著的《窄门》重点放在清朝中晚期近两百年间，以成都的两条巷子为引子，让读者徜徉在这段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将成都放在世界背景下进行审视与对比，分阶段分场景，全方位展示直接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这一具有诗史般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编前语

　　近年来，川渝兄弟越走越亲，两地作家基于共同的历史根脉和文化基因，成为城市的书写者，频频交出新答卷，唱好文学双城记。去年岁末，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成都时代出版社联袂推出聚焦成都近代史的历史人文著作《窄门》。重庆出版社推出描述重庆城市文化的口述史《口述重庆》。今天，我们邀请作者章夫和文艺评论家吕岱一起来谈谈这两本新书。

　　我欣赏“窄门思维”。所谓的“窄门”，其实就是选择大多数人不愿走的路，意味着最初时荆棘满布，只能苦熬坚守，在吃过常人所不承受之“罪”后，一旦跨过去，后面的路会越走越平，越来越宽，可谓苦尽甘来。而与之相对的宽门，则是相反。

　　以有形的路与无形的路作喻，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那句俗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要真正以此为人生路标，践行其中的真谛，却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人生之路有两种，择大门而路险，过窄门而途宽。真正厉害的人，明白唯有坚持“窄门思维”，不偷懒耍滑不怨天尤人，下硬功夫死功夫，方能赢得属于自己人生的那道灿烂彩虹。

　　能跟上时代变化的人，即使生活安逸，也始终保持窄门思维，不断挑战新事物，将自己的路越拓越宽。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这，堪称人生最难的修行。

　　明代思想家洪应明曾言：“苦时之坎易逃，而乐处之阱难脱。”应该说，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里，有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末，是值得作家们观照的。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大道上一路狂奔，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贤达智者还是芸芸众生……概莫能外。

　　虽然我们都自恃聪明绝顶，却很少有人能看清前行的路，历史上不少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时代泥沙俱下的裹挟之中，携手拥挤在人满为患的大道上……最后所收获的，多是事与愿违的苦涩。那些“宽”与“窄”，那些“轻”与“重”，那些“大”与“小”……如同万花筒一般的乱象，构成了“大变局”前后的众生相。透过这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满城风物，我似乎闻到了历史的胎音。

　　因之，我以为《窄门》体现出以下一些权重与考量。

　　视野更为宏阔。将成都放在世界背景下进行审视与对比。分阶段分场景，全方位展示直接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这个具有诗史般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事件从各色人等到各阶段情况，力求站在历史深处进行淘井般的史料挖掘。透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正史野史，旨在抛弃一般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试图拿起微创的手术刀，给读者不一样的历史视角。比如，从一只股票引发的“骨牌效应”入手，来洞悉清末时局的混乱与不堪。滥觞于那只远在大洋彼岸的“兰格志股票”（一橡胶公司名），如一只蝴蝶般扇动着翅膀，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最终将清朝送上末路。

　　从“看得见”的变化做起，向“看不见”的地方渗透。由大到小，由内及外，层层解剖。呈现在读者眼中的“满城”这个清朝的“麻雀”，从而显得更为立体而丰满。

　　史料更为翔实。历史往往通过一些精彩的瞬间和鲜为人知的细节而让人难以忘怀，我努力穷尽自己的视野，广泛搜集那些不易察觉的史料，特别是一些看似碎片化的历史细节，常常令我兴奋莫名，它们会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让读者眼睛一亮。只有那些感人的细节，才能让历史不断鲜活且丰富起来。比如清末的政治改革，我以“资政院”这个特殊的视角为突破口，找到了当时最为原始的记录，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穿越到百年前的中国政治场景里。

　　《窄门》的一大特色，便是关注史料中那些处于夹缝中的历史小人物。历史的主角是人，我们很容易把目光放到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身上，因为他们留下的史料最多，也最容易识别。作为不起眼的个体，那些“小人物”很容易被人忽略，但却对历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此，即使诸如帝王似的“大人物”，我也力求将他们置于普通人的视角去挖掘。因为人性是相通的，帝王将相的生活与爱好也如你我。这也是我致力于捡麦穗，通过细节来表达宏大历史的思维方向。

　　细节更为丰富。瞿秋白曾说，想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一个社会的心灵，当然是反映在社会中的人身上。任何个人的观感都有其个别性，然正如滴水可见太阳一般，个人的观感也无不映射出时代精神。因而我的写作中更加注重挖掘情节和人物，特别是涉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细节。

　　用整整一个篇章的篇幅来表达的四川末代总督赵尔丰，无疑是全书一个极为重要的主角，也是保路运动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若干年来，赵尔丰已经被各类文学作品描摹为“屠夫”形象。面对人们思维里已经“脸谱化”的这个恶魔，如何去寻找更多更细小的故事，哪怕是极小的历史瞬间，便成为我寻找素材时的重要考量。人是复杂的综合体，世上还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十恶不赦之人。很多人不知晓的是，作为真正的封疆大吏，赵尔丰在清末的藏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一个能臣。

　　细节的丰富和精彩，无疑会使人物和事件更为丰满，使文本的质量得以升华。让细节本身说话，让细节为情节和观点服务，是我在写作中的不懈追求。

　　表达更为严谨。全书以八旗兵进入成都为主线，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来成都？他们是如何进入成都的？他们来成都干了些什么？其间有怎样的逻辑关联？

　　要拉伸一个又一个问号，必须甄别史料，层层铺排，泾渭分明，梯次推进。掌握大量如许史料的同时，合理地将它们按照写作逻辑，织成一个又一个“逻辑链”，那些让人眼睛一亮的细节，都源于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逻辑链”。力争做到，既符合读者阅读习惯，又能清晰地通晓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还有，引人注目的保路运动人物众多，背景复杂，如何与国际国内大气候有效契合？需要尽最大可能回到历史现场，让一个个鲜活的人从历史中“走”出来，读者便会身临其境，产生一种在场感。

　　历史的主体是人。司马迁的写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上。我以为，也只有将每一当事人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方可避免将其过度抽象化，才不至于使具体的人被“物化”。后人对前人的历史解读，有如问案一般，各种证据链齐备且相互印证，方可真正成为可信的史料。

　　这，或许是我再次修订并创作《窄门》的缘由。

　　（本文选自《窄门：公元1718-1911，一巷宽窄，成都满城的历史断章》之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