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读丁元元的书，便是这本《最后的西南联大》。

　　看到“最后”两个字，我便有隐隐的惋惜。我记忆中的西南联大是无数人崇敬与向往的地方，但终有一天，西南联大走到了“最后”。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与众不同，大抵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最后”的惋惜，即与西南联大有关的人和事正在逐渐凋零，对西南联大的记忆正在年轻一代人中逐渐消弭。

　　于是，1984年出生的丁元元，以记者、编辑、评论员的身份在媒体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14年开始寻找健在的西南联大学子，通过大量亲历者的口述，以访谈的方式唤醒那段记忆，抢救这一段珍贵的历史底本，为我们留下更多难得的精神品质。

　　比起胡适、钱钟书、朱自清等大名鼎鼎的联大人来说，西南联大其实有更多的人，一生寂寂无名，他们消失在人海，却依然传承着西南联大的精神。作者在《最后的西南联大》这本书中，讲述得更多的，便是西南联大这些声名不显的人。尽管是声名不显的人，但同样拥有与众不同的经历。正如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干事夏敦义所说：“研究联大校友的价值，在于他们一生的曲折经历。”在这本书中，每个人都有曲折的经历，王同辰的心雄万夫，陈福音的师生不相负，赵仲兴的深藏功与名……

　　1916年出生的王同辰，在100岁高龄之时仍在从事科研发明，他手里还有4项特殊工艺和6项专利，尚未转化为产品，但这不影响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生的孜孜不倦，正如他在当选“上海市十佳百岁风采寿星”时写下的感言：“百年浮沉烟云逝，回首前尘，多少欢欣，多少惆怅！俱往矣，而今碧落晴空，江山如画。老书生，心雄万夫，新岁月，志在千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天！”

　　我们从王同辰的感言里看到他的雄心壮志，也看到他对生命的感慨和乐观。

　　1935年，有5万人报考清华大学，但学校只招收300人，王同辰便是三百分之一，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清华电机系。随后，由于战争的缘故，王同辰南渡来到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完成了学业。

　　1940年毕业后，王同辰在重庆人造汽油厂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辗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工作，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王同辰觉得退休之后，脑子也不应该休息，于是他仍然把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上。“光伏发电是外国人搞的，如果中国人可以把太阳能温差发电拿下来，可以说是‘青史留名’。”在王同辰最后的几年时光里，他依然在研究着太阳能温差发电，没有停过。他的一生，是永不停息的一生。

　　王同辰将一生献给了科研事业，陈福音则将一生献给了教育。如果说专利与发明是王同辰的孩子，那学生便是陈福音的孩子。

　　1938年，陈福音就来到昆明，转而到了西南联大。她是最早进入西南联大的一批学生，当时她们外语系总共4个女生，她便是4人之一。

　　陈福音的经历令人艳羡也令人佩服。令人艳羡的是，她的老师中，许多人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师，比如叶公超（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温德（西南联大的传奇外教），而闻一多、曹禺等人也指导过她们演戏。名师出高徒，陈福音在西南联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令人佩服的是，陈福音后来也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后，陈福音在上海任教，从中学教起，后来教大专、大学，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陈福音的许多学生事业上有建树，经济上有基础，古稀之年的学生照顾着年近百岁的老师，一种淳朴的师生情穿过了漫长岁月，从一个时代走到了另一个时代。

　　陈福音的故事是动人的，这种动人背后是两代人之间淳朴的感情。与之相比，赵仲兴的故事则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背后反映着联大人的坚韧与淡泊。

　　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造参与者，1919年出生的赵仲兴是西南联大1942年毕业生。1938年，赵仲兴来到重庆并考上重庆大学。第二年，赵仲兴便去西南联大插班。1942年，赵仲兴从西南联大毕业，辗转去上海化工厂工作。1959年，赵仲兴突然接到副厂长通知，要调他去西北的原子厂。于是在北京完成两年准备工作后，赵仲兴便成了核工业中的一员，从此深藏功与名。赵仲兴回忆起来说：“确实是隐姓埋名的，家里人只知道我去搞原子弹，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我们厂的代号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厂里也没有电话，家里人只知道，要联系我就写信到兰州的一个信箱，信会转到我手里。”

　　当我们回忆起西南联大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钱钟书、蒋梦麟、闻一多这样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当我们看到这本书后才恍然明白，原来，西南联大有更多的更具体的人值得我们去尊敬，值得我们去爱。

　　然而，时间是残酷的，有朝一日他们也走到了最后，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被忘却。于是，我们只能不断地在书籍资料中寻找他们的只言片语，将时间回溯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让我们感受西南联大的力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直面生活里中的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