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一脉相承的价值旨归，连缀起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精神理路。在准确把握革命精神谱系内在统一性的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到，由于形势任务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受实践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的革命精神有着不同的内在特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的其他革命精神不同，红岩精神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质。

　　特有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红岩精神。任何一种革命精神的产生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土壤。以重庆为中心形成的红岩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更是受巴渝优秀传统文化浸润而成。巴渝文化历史悠久，受险峻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积淀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忠贞不渝、爱国奉献的情怀；跋山涉水、坚韧顽强的意志；豪爽耿直、诚实守信的品德；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气度。红岩精神正是革命先辈们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巴渝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并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结合逐步锻造生成的。与此同时，红岩精神也是对近代重庆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二十世纪初，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传入，重庆人民不断受到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在重庆的传播，巴渝大地上涌现出了一批以杨闇公、冉钧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引领了近代重庆革命事业的发展。正是在巴渝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重庆优良革命传统的影响感召下，红岩革命先辈们在极端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为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展现出来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和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等丰富精神特质，不仅是红岩精神最鲜活生动的展现，更成为一种代表共产党人独特人格魅力的精神文化符号。

　　特殊的斗争环境熔铸了红岩精神。任何一种革命精神的产生都离不开特殊的斗争环境。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其中最鲜明的标识就是：她是唯一一个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斗争中熔铸而成的革命精神。战斗在复杂险恶社会环境和风云激荡政治环境中的南方局共产党人，把党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同自身工作实际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并执行“三勤”“三化”政策，使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与“权与利”的诱惑，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抗战取得胜利后，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最终达成了“双十协定”，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赢得了主动。解放战争后期，重庆是反革命的最后堡垒，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垂死的挣扎，而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同他们展开了一场胜利前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从渣滓洞白公馆震撼人心的狱中斗争，到重庆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以及重庆周边农村的武装斗争，都向我们生动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特定的时代方位锤炼了红岩精神。任何一种革命精神的产生都植根于特定的时代方位。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南方局以斗争求团结，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向前发展作为第一任务，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多次挽救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很好地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重要转折。中共中央南方局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外事组织，而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外交工作。为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阴谋，促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新篇章。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专制独裁统治，利用特务组织破坏重庆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少共产党人被捕入狱。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诱惑与拷打，革命先辈们没有屈服，他们团结狱中同志、联合革命志士，与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以“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敢于牺牲的不朽诗篇，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分别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本文为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8SKSZ06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