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回顾并肯定了梁漱溟、晏阳初等“有识之士”在新中国成立前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探索。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专门提到我市历史上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称其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三位先贤曾联手在重庆北碚区进行过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实践，使我市成为全国乡村建设历史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今年是卢作孚诞辰130周年，这些百年来积淀的宝贵经验，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不仅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还可为当前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所创造的民生精神正为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启示。除此外，他还在重庆北碚区主持了享誉海内外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不仅创造了当时的多个“第一”，也让北碚在乡村建设方面拥有提出早、持续时间长、集群性显著的特征。

　　北碚原位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自1927年卢作孚在当地主持开展乡村建设以来，这个仅三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的山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对北碚“山乡巨变”的历史经验梳理，既可为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也有助于立足巴渝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注重山水生态资源价值发掘，实现“农文旅”融合

　　大山大水是重庆的鲜明特色。面对这一特殊资源，卢作孚以创新思维为北碚发展“另辟蹊径”。1927年卢作孚就任峡防局局长后想方设法地对当地农文旅资源进行整体性开发。当年5月，卢作孚就针对温塘峡边的一座破败古庙（温泉寺），亲自草拟了他任峡防局局长后的首篇文告《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即后来北碚的“北温泉公园”），从风景、古迹、出产、交通等方面对其独特的价值与开发潜力进行了介绍，这些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精巧设计，不仅各得其所，还充满创新思维。与此同时，卢作孚利用文旅开发所形成的带动作用，积极进行周边区域的产业开发，努力做到“一举多得”。比如修建温泉公园时产生了水利磨面和温泉挂面等农副产品，最后销往周边区域，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帮助了当地农民解决就业。

　　事实证明，近百年前的北温泉开发是成功的，在当时成为各界人士来碚参观游览必经的“打卡地”和包括中国科学社年会等著名会议的举办地，为北碚带来巨大声誉，即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当地最有含金量的文旅名片。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跨越式发展享受多重红利

　　为了让北碚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卢作孚一方面设法补短板，采取“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策略，通过“剿匪”来突破当地发展瓶颈，同时试办兵工织布事业，后来四川第一家机器织布厂即由此发端，让潜在风险转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实现治安和建设双丰收；另一方面积极谋发展，邀请丹麦人守尔慈担任总工程师，主持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让规模化开发天府煤矿成为可能。同时建设地方医院、创办《嘉陵江日报》、开办图书馆、修建平民公园、组织农民银行，使当年的北碚呈现出无限蓬勃的生机。

　　除此外，为了让后发地区有效借鉴先进地区的建设经验，少走弯路，真正发挥“后发优势”，卢作孚实行“走出去”与“请进来”方针。一方面，在北碚建设打开初步局面后，1930年卢作孚亲自率领联合考察组赴华东、东北、华北进行考察，历时五月有余。为确保出访效果，出发前明确要求所有人“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同时要求大家在此过程中做详细记录，并把各种见识、经验、未来拓展事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及人脉资源带回来；另一方面，卢作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来碚进行演讲逾百场，极大拓宽了北碚民众的视野与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正是这种内外连接，让北碚既融合了上海的现代工业技术、张謇建设南通的经验，同时也孕育出抗战期间“三千名流汇北碚”的壮观景象。

　　事实证明，正是以上努力让“后发”的北碚除“和平红利”外，还收获了“资源红利”“区位红利”和“人才红利”，同时也产生了“盘活存量”和“创造增量”的双重效果。它们不仅支撑起了北碚建设，还成功构建起低成本的治理结构，并为后来抗战时期的“内迁红利”打下基础。

　　加强联动融合，重视教育创新与多元共治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基本教育实验区”，历史上的北碚在教育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卢作孚认为真正的教育不应限于学校，应通过与各种组织进行有机联结与综合创新，让教育“活”起来。例如，当年的北碚平民公园不仅是公园，还是动物园和公园的结合体，目的是让民众能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实现娱乐与教育两不误。

　　为了让有限的教育资源产生更大的影响，1931年峡防局正式成立民众教育办事处，并先后兴办了民众学校、民众会场、民众职业介绍所等机构，举办了露天教育、挨户教育（挨家挨户之意）、力夫学校（服务“棒棒”）、场期学校（利用赶场）等活动。与此同时，组织各种“送书下乡”，并建立“巡回文库”，让稀缺图书在乡间流动起来。

　　为了加强社会参与，卢作孚要求机关人员“不要专门坐在办公室里弄笔墨，尽量减少办公室的人数，每个人要多到社会去活动”。即使必要的室内办公，也要求集中在大办公室，因为其“便于联络、便于照料全部、便于提起办事精神”。这一做法不仅突破行政化可能引发的形式主义困境，也有助于农民主体和社会参与的真正发挥。

　　（作者系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