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孩提时开始，母亲就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存在。

　　母亲是一名医生，麻醉专业出身，她对我的要求不是严格的，而是量化的。让母亲这样一个理工女去明白人情世故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你怎么表达，她的反驳都是，这不可能。理工女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我这种天生敏感的人学不来的。

　　除了性别一样，我和母亲完全是两种人。我有时会想，母亲是如何生下了我。母亲同样也因为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和我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女人成长的不同阶段而已。

　　母亲一直试图教会我两点，一是纠错，一是平衡。她的智慧与她的学科相关，因为麻醉本来就是很精确的一门科学，母亲对病人做的就是守护。对我，她也是。

　　读书的时候学到阿基米德定理，我固执地认为不可思议，因而不肯运用公式解题。母亲说：“你不背公式怎么行？”她把我按在墙上，说：“你背不背？”我却倔强地昂了昂头。结果，那次测验我考了个很差的分数。

　　在20多岁的时候，我常常试错。我尝试做不同的工作，我总是想，年轻不犯错多么可惜，这是最容易被人原谅，且付出代价最小的时候呀。对，我们的确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我们就这样互相磨合着，互相影响着。如此不同的两个个体，却拥有一种十分柔韧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难以形容，我只能说，它将我们千丝万缕地捆绑在一起。我们每一次要分离，这种韧性都穷尽一切办法阻止分离的发生。

　　我一边逃离家庭的保护与束缚，一边又在寻求新的保护与束缚。当我支离破碎、头破血流地回到家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试着疗愈自己时，却感到无法痊愈，伤口已成为深不见底的峡谷。一个傍晚，我坐在正在看书的母亲身边，对她说：“是我不对。”母亲说：“我从来不怪你。”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又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原来最好的心理医生就是母亲摸摸我的头、抱一抱我。

　　一个女人生下了另一个女人，从此，我们彼此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了最坚定的伙伴。

　　有时我会想，母亲那么强大，那么多人需要她，那么，她到底需要什么呢？后来我想，她的需要就是那种被别人需要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我老是在外面玩，给母亲的电话少了，她很想知道我都在玩些什么。我告诉她，我现在会去一些清吧和朋友一起喝酒。她希望我能带她去。我说，好啊。于是，母亲在一片黑暗中喝了一杯我给她点的酒，喝完她就走了。她说环境黑乎乎的，酒也不如家里的梅子酒，非常无聊。我说：“是啊，年轻人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无聊。”

　　无聊到要谈个恋爱。然后，在恋爱中受挫，垂头丧气，或者火冒三丈。但凡这个时候，母亲总是非常理解。她说：“多么好啊，你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这辈子都不会觉得无聊了。”

　　有时，我会在一旁纵容她做一些在我看来可能并不太对的事情。我也曾试图告诉她，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母亲固执得就像当年不背阿基米德定理的熊孩子。我突然明白母亲其实是老了，她永远地定格在了属于她的时代里。在她的时代里，她依然是那个一路风风雨雨走来的少女。

　　就这样，生活不停地给我们出着难题。尽管我们变着花样解题，也需要一点时间作答，但总归有答案。我想只有一道题会把我们分离，那大概是生死。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其实死亡也不能把我们分离，因为我将带着她教给我的那些东西去生存，而我生存在这世上的姿态，就是另一个母亲。

　　于是，慢慢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理解。她开始理解一个情感丰富且多愁善感的文科生的思维方式，而我更倾向于对事情做出预判，同时学会自我调节与平衡。

　　在家里，我也开始变得有了话语权，很多事情，母亲开始以商量的口吻跟我唠叨了。但是，事实是我更加需要她。

　　是啊！她养育了我，我成全了她的新身份，从此她的生命得以完整，而我的生命得以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