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识陈佩斯,大概是在当年央视春晚的荧屏上,全身喜剧因子爆浆的他,手捧一只硕大的海碗,塑造出一个渴望演戏渴望成名的鲜活形象。
从那时候的喜剧小品,到喜剧电影,再到喜剧舞台,陈佩斯没有停下过对喜剧艺术探寻的脚步。如果说20年前的《托儿》和《阳台》等剧目还是立足在传统讽刺喜剧的基础上,那么2015年的《戏台》和2021年的《惊梦》,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重要突破和跨越。
特别是《惊梦》这部戏,按照编剧毓钺等主创团队的说法,就是“决心拿出另外一种样式,不重复自己,叫做换换汤头”。的确,如果从当年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捧着面碗肆意展示他的喜剧才华来看,如今的《惊梦》无疑是在曾经的喜剧面碗中浇上了一大瓢厚实浓稠的悲剧汤头。
9月15日至18日,话剧《惊梦》来到重庆大剧院连演四场,口碑炸裂。作为“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惊梦》与《戏台》的创作构思有些相仿,依然是一个传承60年的昆曲戏班和春社在大时代背景下的遭际和命运。
班主童孝璋(陈佩斯饰)应了常家少爷的约请前来平州唱戏,却不料被卷入一场残酷的拉锯战,不仅唱不了戏,整个戏班还陷入了断粮和危及生命的境地。陈佩斯不仅娴熟自如地运用了铺垫、误会、错置、重复等传统喜剧技法引发观众捧腹的笑声,而且在全剧的后半段以及结尾处,用无比诗意和浪漫的舞台手段,喻示出传统戏曲艺术在历史进程中的脆弱与强大,传达出对普通个体生命和底层小人物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深沉悲悯。
这样的创作构思和舞台呈现,显然已经大大超越和突破了人们惯常对于喜剧的认知和定义,而悲喜交织的戏剧审美特征和意涵深邃的戏剧题旨使得《惊梦》成为近年来中国戏剧舞台上令人惊艳的戏剧现象。
其实,喜剧和悲剧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审美的手段揭示其自身缺陷和困境的方式,无论是“悲剧的喜演”,还是“喜剧的忧伤”,都表明了创作者对不同戏剧艺术形式的整合能力和高超拿捏,显示出一种不落窠臼的高级感。
在《惊梦》中,传统而单纯的喜剧创作技法显然已经不是陈佩斯当下艺术探索的旨归,他想藉由喜剧的通路,最终进入戏剧艺术的精神价值核心——探寻生命的真相,反思文化的意义。就好比当年的契诃夫,总是不满意人们把他的《海鸥》等剧目简单地看成悲剧一样,当我们超越了对陈佩斯和团队的传统认知,不再简单地用“喜剧”这个概念去进行对位和框范,似乎更加有利于我们对他的作品和思想的进一步理解和开掘。
在《惊梦》的演出过程中,观众们总是被那些水到渠成的喜剧桥段,被那些冷峻幽默的生动台词引发阵阵由衷的笑声,然而带给人们更深刻印象,在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场景却是另外两处。
一个是饰演杜丽娘的童佩云和饰演柳梦梅的何凤歧,在国民党情报处长的枪口下,消除误会,超越戏里戏外地演唱了一段《惊梦》里的《山桃红》:“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则把云鬟点,红松翠偏……”本来要将艺人枪毙的官兵们,在这“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婉转而绝美的声腔面前,竟然无法扣动手中的扳机,这是一个令人多么动容的浪漫时刻,这是一个诗意战胜杀机的艺术高光时刻。
另外一处,则在全剧结尾,战斗基本结束,无数的生命逝去,自觉愧疚的和春社班主童孝璋一个人站在风雪交加的空阔舞台上深情独白,他要好好地演出一台大戏《牡丹亭》:“欠了的戏,应了您的买卖,咱就得唱,这是祖师爷定下的规矩……”然后柳梦梅和杜丽娘出现在旷野之中的戏台上,《惊梦》的旋律再起,一个个远去的灵魂绕着戏台逡巡,无言的凝望,映射在“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生旦倩影之上,营造出一派超越现实的浓烈诗意与哲思,在观众的心中激荡起情感的轰然巨响……
如果我们还有一些记忆的话,应该可以回想起不久前的剧场里,各种所谓的“职场剧”“减压剧”“爆笑剧”风靡一时,掀起了一阵资本逐利下的剧场狂欢。然而随着戏剧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观众群体的不断成熟,如今这样的戏剧作品已然式微,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原创作品和经典剧目逐渐占据了戏剧演出市场的主体,喜剧艺术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全新阶段。就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大剧院来看,接下来筹备的近30部60场演出,如舞剧《孔雀》、话剧《白鹿原》《红高粱家族》《大宅门》、中国爱乐交响音诗《千里江山》等剧目将纷至沓来,也体现出观众群体的审美提升和演出市场的迭代升级。
如今,全世界的戏剧发展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和可能性。戏剧虽然由当年的大众娱乐艺术转化为小众艺术,但它的独特而宝贵的现场观演关系,对于来自艺术和科技等领域各种表现手段的兼收并蓄,使其在今天迎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好时代——这是自电影诞生以来,戏剧艺术在全世界展开的一场坚韧逆袭——无论是《惊梦》作为话剧,还是作为话剧戏中戏的昆曲,无疑都已经永远告别了和春社所遭遇的凄风苦雨的时代。
童班主一定想象不到,在他身后的几十年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称“昆虫”的年轻人,他们青春时尚、朝气蓬勃,对古老的昆曲呵护有加、如数家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