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由谁叙述，决定了记忆之城的底色。一座城池，固若金汤还是风雨飘摇，人心所向是关键。重庆，这座西南重镇，曾经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指挥中心，虽不断遭遇日军轰炸，但“愈炸愈强”，重庆屹立不倒。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溃败，妄图遗弃并摧毁这个城市，也坚决不交给人民。我们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行动起来，营救自己的战友，保卫自己的城市。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蓝本创作，它高度还原了山城重庆的建筑地貌、风土人情，还有那些铭刻在街头巷尾中的城市命运。尽管城市早已千疮百孔，人们生活举步维艰，他们依然选择相信，重庆，这座城市是希望之城。

　　这部舞台剧是以城市史来架构故事经纬的，因此采取社会学视角的叙事方法，没有聚焦核心人物，而是以城市不同社群来呈现多元的生存状态。

　　全剧以磁器口为中心，白公馆、渣滓洞等空间划分故事单元，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戏剧核和人物关系，并建立自己的意义指涉。这些故事不是按照历时顺序铺排事件，而是在多元叙事时空中平行推进，偶尔交集，观众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视角去跟踪和沉浸到每一组情节与人物线索当中。

　　整个结构大概有以下几个板块组成：一条是林子杰、林子豪、林子雄三兄弟之间的家族叙事，有骨肉亲情、矛盾纠葛和家国情怀。一些现代主义文艺作品，往往以家族分裂为主题来隐喻当时中国在新旧文化中的矛盾心理。比如巴金先生《家》中三兄弟的角色设置，大哥传统保守，维护家庭完整，而兄弟接受了现代思想，由此兄弟之间有了裂隙，但藕断丝连，并没有彻底决裂。很显然，该剧中保留并改造了早期中国文学家庭叙事的写作模式，三兄弟之间不再沉浸于苦闷颓废的无力状态。兄弟之间是立场清晰的对抗，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让处于传统和现代之中摇摆的城市家庭有了明确的改造方案，未来不再让人彷徨了。

　　第二条线是以金秀为代表的，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让我们动容之处在于，他们的慷慨就义和向死而生的革命信仰，是建立在对生存的期待中的，没有人不想活下去。在阳光下闲庭信步，或停下来买个棉花糖，这种简单而日常的生活让人向往。活下来真好！他们看向远方的目光时而坚定，时而温柔，是对牺牲的意义的领悟让他们毫不畏死，是对美好时光的想象让他们对活着的人充满期待。一瞬间，这些历史中的角色似乎在和坐在看台上的观众对望。他们“看到了”未来，也即是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获得了安慰；我们被拉回到那个时代，然后对现在已经拥有的生活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被灌注了一种责任，就是在他们保卫过的城市中，认真而庄严地生活，继续守护和建设好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

　　第三条主线围绕着重庆地下党营救狱中同志、保护重庆的重要设施展开。这一段借鉴了惊险类型片的叙事手段，悬念丛生的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声光电渲染的神秘氛围，使得该舞台剧的视听表达和戏剧性效果达到顶峰。

　　还有一条主线聚焦狱中幸存的孩子。在战争中，孩子失去父母的照顾，成为孤儿，往往面临更为多变的生存威胁。即便活下来，童年的成长创伤也很难彻底消除。所以这些幸存下来的孩子，也就意味着城市的未来。涅槃重生后的重庆城，虽然可以再度走向繁荣，但是这种记忆中的城市史，我们不应忘记，也不可能忘记，因为它们已经植入城市发展的血脉中，并一直流淌下去。

　　该剧采用大型媒介装置来创新对红岩文化的表达。70分钟左右观演时间，观众区和舞台区都处于可移动的装置控制下。观众和演员仿佛各自身处于一个永不停歇的表盘上，伴随着剧中角色行色匆匆的场面走位，强化了运动的节奏和速度，让观众能在最真实的身体刺激下去体验人物命运与时间赛跑的感觉。观众时而穿过狭窄的街巷，时而面对汹涌的嘉陵江，还能迫近角色，甚至看清狱中革命者脸上正在流淌的鲜血。

　　在变化的空间中，重庆作为山城的特殊地貌也被压缩在一起，这种空间折叠与时间的加速，适应了当前媒介时代下的观众心理接受习惯。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漫游城市，就是进入到城市肌肤的褶皱中。《重庆·1949》跨越虚实界限，它既指向一部舞台剧文本，又指的是作为重庆首个大型实景剧院的实体建筑。当人们从剧场虚构的故事世界中走出来，再次看到剧院名字时候，会有一种历史与现实交会的错觉。

　　这样一种1949年的重庆记忆被激活，“重庆1949”这个剧院建筑成为一个颇为先锋的“装置”艺术，这样重庆的历史便在一种时间的绵延中与当下的重庆城市勾连为一个整体，从而完成一部具有文旅消费和文化价值的城市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