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世纪，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十字军东征，迫害异教徒，囚禁伽利略……是的，这就是我们对中世纪合乎逻辑的教科书式认知：中世纪，特指欧洲中世纪，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翻开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这本著作《走出中世纪》，主角却是中国。

　　《走出中世纪》是上世纪80年代一部论述明清帝国专制及近代历史变迁的力作。依照朱维铮先生的观点，中国的中世纪始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诸国，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长达2000多年。这一界定，与一批中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相左。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早在公元十世纪，即北宋王朝建立，从晚明到清王朝所谓“康雍乾盛世”的两三百年间，中国就渐别中世纪，进入了“准近代”。比如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便从近代中国科技和商品经济萌芽于宋元的角度，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对此，朱先生提出一个反诘：若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在漫长的几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萌芽，为何没能长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庄稼，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由英国军舰用大炮，将垂垂老矣的大清，从帝国盛世的残梦中惊醒？

　　朱先生这本书首版于1987年，名为《走出中世纪》，但它给读者的困惑其实是：我们为何迟迟没能走出中世纪？在朱维铮先生此书之前，学者金观涛先生刚出版了《在历史的表象背后》（1984年），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本，金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二三百年就出现一次的周期性大动乱，是封建社会得以在崩溃与自我复制之间不断续命、难以孵化出新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这一立论，恰与朱维铮先生的观点，形成补充和互证。

　　朱先生指出，君主专制犹如生长在中世纪社会关系躯体上的一颗脑袋，两千年间，它屡屡被造反农民砸烂，也屡屡被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尝试置换。然而在中世纪历史上，旧王朝的躯体即便死亡，也会还魂，就像《西游记》中牛魔王的脑袋，从被割掉的脖子上，再长出一颗来。

　　《走出中世纪》中有一章节，名为“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朱先生在书中反复叩问：明清两代，比之唐宋，虽封建专制更暴烈，却比欧洲更早、更看似蓬勃地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为何没能推动大清帝国自动走出中世纪？他的推论是：过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封建家长制、将人分成由血统门第划分的多级阶梯、纵容官员借权谋私，尤其是禁锢思想、鼓励官员打小报告、密折密奏制度化等等，构成了晚明至晚清，中世纪社会得以苟延残喘的条件。他不愿把晚清中国受列强宰割的原因，简单归咎于落后就要挨打。他认为：清朝的危机，来自“经济繁荣与社会腐败的落差”。清朝之败，不败在军事、技术，而败在满清体制与民心背道而驰的腐朽。

　　朱先生这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短论、断想与随想的结集。在体例上自由不拘，有严谨的论证，也有风趣幽默的钩沉。纵横捭阖之间，常有令人捧腹的史料“爆”出。比如书中有一节，题为《二百五十年前的“小报告”》，在列举康雍乾三帝既一本正经又做贼心虚地鼓励、怂恿、逼迫臣子们相互打小报告，形成朝里朝外人人自危的风气之后，朱先生笔头一转写道：生前共批示过二万二千件小报告的雍正死了，“知道了”五万余件小报告的乾隆也死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大清”被小小岛国英吉利打得门户洞穿。然而清朝皇帝们还在恪守祖训，靠密折治理天下，于是迎来了太平天国，迎来了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最后，迎来了辛亥革命。

　　书中反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专制体制下的人心和人性问题、满汉矛盾中的社会危机问题、西学输入的艰难处境问题等等，都因作者独到的眼光、意外的材料、尖锐的思想、深湛的功力，影响了几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