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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倒影与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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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09 月 16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历史的倒影与幻象
——读朱维铮先生《走出中世纪》
傅小渝

  说到中世纪,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十字军东征,迫害异教徒,囚禁伽利略……是的,这就是我们对中世纪合乎逻辑的教科书式认知:中世纪,特指欧洲中世纪,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翻开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这本著作《走出中世纪》,主角却是中国。

  《走出中世纪》是上世纪80年代一部论述明清帝国专制及近代历史变迁的力作。依照朱维铮先生的观点,中国的中世纪始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诸国,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长达2000多年。这一界定,与一批中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相左。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早在公元十世纪,即北宋王朝建立,从晚明到清王朝所谓“康雍乾盛世”的两三百年间,中国就渐别中世纪,进入了“准近代”。比如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便从近代中国科技和商品经济萌芽于宋元的角度,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对此,朱先生提出一个反诘:若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在漫长的几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萌芽,为何没能长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庄稼,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由英国军舰用大炮,将垂垂老矣的大清,从帝国盛世的残梦中惊醒?

  朱先生这本书首版于1987年,名为《走出中世纪》,但它给读者的困惑其实是:我们为何迟迟没能走出中世纪?在朱维铮先生此书之前,学者金观涛先生刚出版了《在历史的表象背后》(1984年),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本,金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二三百年就出现一次的周期性大动乱,是封建社会得以在崩溃与自我复制之间不断续命、难以孵化出新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这一立论,恰与朱维铮先生的观点,形成补充和互证。

  朱先生指出,君主专制犹如生长在中世纪社会关系躯体上的一颗脑袋,两千年间,它屡屡被造反农民砸烂,也屡屡被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尝试置换。然而在中世纪历史上,旧王朝的躯体即便死亡,也会还魂,就像《西游记》中牛魔王的脑袋,从被割掉的脖子上,再长出一颗来。

  《走出中世纪》中有一章节,名为“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朱先生在书中反复叩问:明清两代,比之唐宋,虽封建专制更暴烈,却比欧洲更早、更看似蓬勃地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为何没能推动大清帝国自动走出中世纪?他的推论是:过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封建家长制、将人分成由血统门第划分的多级阶梯、纵容官员借权谋私,尤其是禁锢思想、鼓励官员打小报告、密折密奏制度化等等,构成了晚明至晚清,中世纪社会得以苟延残喘的条件。他不愿把晚清中国受列强宰割的原因,简单归咎于落后就要挨打。他认为:清朝的危机,来自“经济繁荣与社会腐败的落差”。清朝之败,不败在军事、技术,而败在满清体制与民心背道而驰的腐朽。

  朱先生这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短论、断想与随想的结集。在体例上自由不拘,有严谨的论证,也有风趣幽默的钩沉。纵横捭阖之间,常有令人捧腹的史料“爆”出。比如书中有一节,题为《二百五十年前的“小报告”》,在列举康雍乾三帝既一本正经又做贼心虚地鼓励、怂恿、逼迫臣子们相互打小报告,形成朝里朝外人人自危的风气之后,朱先生笔头一转写道:生前共批示过二万二千件小报告的雍正死了,“知道了”五万余件小报告的乾隆也死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大清”被小小岛国英吉利打得门户洞穿。然而清朝皇帝们还在恪守祖训,靠密折治理天下,于是迎来了太平天国,迎来了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最后,迎来了辛亥革命。

  书中反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专制体制下的人心和人性问题、满汉矛盾中的社会危机问题、西学输入的艰难处境问题等等,都因作者独到的眼光、意外的材料、尖锐的思想、深湛的功力,影响了几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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