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刚记事时，每次乘公交车路过解放西路66号时，大人们就会向我介绍：“勒，就是重庆日报大楼。”如果是晚上路过，这里永远都是灯火通明的。就是这平常不起眼的瞬间记忆，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86年8月，一次阴差阳错的机会，我从一名汽车修理工转身变为一家大型国企的企业报编辑。一个愣头青、门外汉，就这样踉踉跄跄撞进了新闻圈。企业报的一位老编辑对我们新来的5个年轻人说：“先不急，先熟悉报纸的各个要素。”于是，他随手拿起一张《重庆日报》，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介绍起什么是报头、头条、报眼，什么是单栏、两栏、分栏、三破一栏，什么是专栏集纳，题花、线条的作用和如何运用等等。

　　讲完之后，老编辑又拿出一张印有《重庆日报》字样的版样纸（上面全是分成栏的小方框），说道：“每个小方框代表一个字或标点符号，编辑要把修改好的稿件放在规定的区域内，文章的字数与划定的区域方框数量要基本凑合上，字数多了少了都不行。”

　　就这样，每天的《重庆日报》和版样纸，成为我们这帮从未接触过新闻专业知识的年轻人唯一的“教科书”。每天只要报纸一到，我们就对《重庆日报》每一版、每一篇稿件是如何编排处理的，进行仔细的揣摩。我们甚至对《重庆日报》上某篇稿件的字数进行计算，然后再在版样纸上“依葫芦画瓢”，领悟其无声的版面语言。

　　在《重庆日报》无声的示范与教育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能够独立承担起企业报各版的编辑工作了。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为了迅速提升自己的新闻采写水平，《重庆日报》再次成为我的“教材”。

　　我们企业在市中区外180多公里外的大山里，进一次城去重庆日报社要乘车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要电话联系报社吧，只有靠单位总机一级一级转接，非常困难。

　　我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函授课和自己进行各种专业书籍的学习，就是不停地写稿投稿。如果要问我投了多少稿？我完全记不清了，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钢笔字写得最好、最潇洒的字是：重庆市中区解放西路66号重庆日报社。

　　我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第一篇稿件是《松藻矿改扩建工程投产》，在1987年7月28日第一版要闻版上，字数100多字。后来听报社的记者说，能上日报一版的“小豆腐块”消息，说明稿件的重要性和新闻性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又开始漫长的写稿与投稿、再写稿再投稿。终于有一天，《重庆日报》编辑部来了一封信，对我的一篇关于党风建设的投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告之修改后再寄到报社的工交部。至于这名编辑叫什么，我至今不知。

　　那一刻，我简直如获至宝，因为没有电话当面沟通，我把来信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字斟句酌每一句话的含义，又查阅《重庆日报》往期发表过的类似稿件，大起胆子、放开思路进行修改，然后怀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心情，把稿子折叠规矩，在牛皮信封上写下一行漂亮的钢笔字，小心翼翼投进邮筒，并且还回头看了看邮筒，生怕有什么疏漏。

　　过了几天，《重庆日报》1988年8月9日二版头条刊发了我修改后的消息《逢春煤矿实行党风接待日》。当我拿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时，心里的亢奋和激动无法用文字表达。多少宣传干事和通讯员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我却这么快就实现了！

　　在随后的多年时间里，我采写的稿件基本上告别了“豆腐块”时代，先后有《松藻矿务局把职工党校办成大熔炉》《松藻矿务局售煤百万吨，不乱涨一分》《劳务姑娘飞回矿过年》等稿件发表在《重庆日报》一版。

　　在任对外新闻干事期间，我先后在《重庆日报》上发表消息、通讯、新闻图片等稿件近70多篇。在这些发表的稿件中，有多篇获得重庆市好新闻奖。

　　获奖以后，我渐渐领悟到好新闻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虽然没有老师当面传授真经，但没有见过面的报社编辑老师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正是有《重庆日报》这所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把我从一个“门外汉”引上了新闻专业道路。1991年我被破格评为新闻专业记者职称（中级）、2019年又顺利评为教授级高级政工师。

　　与《重庆日报》结缘，我深深地感到：你是一所育人的学校，是一所培训新闻人的学校，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践行者。祝愿你在新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书写出更多的传奇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