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年代:万物复苏,生动活泼,欣欣向荣。
正是在那个年代,我和《重庆日报》结下了美好之缘。在一篇应邀谈我的学术道路的文章里,我写道:“初进入文坛时,重庆的《重庆日报》和北京的《诗刊》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一报一刊是我的文学童年的一南一北的导师,我没齿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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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主城依山而建,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当年的《重庆日报》大楼就在下半城,储奇门附近,解放西路66号。给《重庆日报》投稿,在信封左上方写明“稿件”,在信封右上方剪去一个小角,投入邮筒,稿件很快就会送到报社。
我认识的第一位《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是王古泽,高个子,慈眉善目,邻水口音。他出身延安“鲁艺”,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
那个时候,报纸的作者都称为“通讯员”,王古泽的年龄比通讯员队伍的人都大,大家很敬重他,跟着报社的人尊称他为“王古老”。“王古老”性情温和,和作者关系密切,所以大家喜欢和他开玩笑。有一次,开通讯员会议,我说,各位,我的文章里凡是突然出现一个病句,那都是“王古老”改的或加的,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哈。在场的王古泽呵呵地笑。
副刊部编辑张亦文也非常敬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他总在伏案工作。王古泽后来升任副总编辑,2010年去世,享年93岁。
我为《重庆日报》写的文稿,杂文居多。198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张亦文、范国华、聂定华编的《两江潮随笔》,收入了我的5篇杂文:《镜子与面子》《“人言可畏”新议》《“天外来书”之类》《远香与近臭》和《猴子·螃蟹·蜘蛛》。杂文《仕而显则学》获得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颁发的杂文三等奖,并收入这个研究会主编的杂文选。
上世纪80年代,《重庆日报》年底都要开联欢性质的总结会,同时颁发“年度好稿奖”。奖状就是一个小小的蓝色的塑料证书,我几乎每年都会得到一个,在书架上存了一摞。
有一年,时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沈世鸣要我在会上代表通讯员发言。联欢会场就在解放西路66号,大大的会场里摆着许多小圆桌,人们自由入座。会场闹哄哄的,参会者随意走动,久未见面的朋友亲切握手,欢快交谈。领导讲话的时候情况尚好,轮到我这个通讯员代表发言时,除了主席台上的人在听,下面就无人理睬了。我最大限度地放开音量,还是不行,我的发言被会场的喧哗所淹没。会后我给沈世鸣说:“老沈,以后千万不要再给我安排这种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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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在《重庆日报》发表大篇幅的诗论《新诗的沉寂时代》,报社以通栏大标题推出。
我在这篇文章里说:“从大的走向看,中国诗坛毕竟从热闹归于沉寂了。”文章对“沉寂”作为一种挑战和一个机会,展开了论述。文章发表后,副刊部主任饶成德欣喜地告诉我:“这篇文章反响好大啊,评价很好。”
后来,诗坛泰斗臧克家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里写道:“我每读吕进同志的论文,觉得心平气和,说理明晰,文字也颇精炼优美,富于吸引力。最近他寄来一篇《重庆日报》的新作《新诗的沉寂时代》,我看了,非常赞赏。他惆怅于年来无传诵一时的名篇,并分析了原因,但并未一笔抹煞。他把他认为好的诗及其作者一一列举,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
《新诗的沉寂时代》得到了《重庆日报》当年的好稿一等奖。据说,文艺评论得一等奖是破天荒的事儿。后来哈尔滨的《诗林》诗刊全文转载,北京的《文艺报》也摘发了。
饶成德比我大几岁,比起1918年出生的“王古老”年轻多了。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副刊的一些事,他喜欢征求我的意见。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四川省在教师里遴选了一批四川省劳动模范,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位:美术系的苏葆桢和外语系的我。饶成德闻风而动,请华万里采访了我。
华万里是著名诗人,和我熟悉,文字功底了得,所以这个长篇采访很快就见报了,题目是《一棵开双色花的树》,意思是我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都有成绩。后来北京的《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刊发邓力对我的采访,题目是《一树竞开双色花》,采访的内容当然不一样,但题目和《重庆日报》相去不远。
1982年,重庆出版社推出了我的成名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一时洛阳纸贵,连《诗刊》社也买了50本,分送他们联系的诗人。
时任重庆出版社总编辑田伯萍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一定要举办一个研讨会,我要参加。”令人遗憾的是,田伯萍没有等到那一天,说了这话不久,他就去世了。
1991年,重庆出版社再次出手,出版我的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这是一部展现我的现代诗学体系的重要著作,《重庆日报》快捷地发出新闻:《吕进<中国现代诗学>出版》,这条新闻置于报纸头版正中,周围加了花边,标题用的黑色粗体字。我看到后,大为感动,感觉这是《重庆日报》对我的厚爱,也是重庆大地给我的鼓励。
饶成德已经故去多年,我于今一直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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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万龙生从江北区调到《重庆日报》副刊部,担任主任。万龙生是写诗的,善饮,网名“诗酒自娱”,和我相得。他小我两岁,慢慢地,我就成为《重庆日报》作者群里的“长者”了。
万龙生是“格律体新诗”的命名者,在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上颇多贡献。和前几任不同,万龙生喜欢走出报社大楼,进行采访或者参加文学圈的活动。这样当然很辛苦,但也就有了不少故事。
忽一日,万龙生在北碚采访后,晚上乘公交公司的班车回市区。由于疲劳,上车后他就立马拜见周公了:始则坐,继则卧,反正后几排有的是空座位,放松四肢,平躺下去,何其快哉。
车到双碑,老万醒了,心想:“开得还快呢。”又闭了一会儿眼睛,他又听售票员在喊:“双碑的,下车了。”客车启动,老万勉力起身,向窗外一望,顿时清醒:不对呀,怎么前行方向是北碚呢。原来,在万龙生的睡梦中,车早已到达市区,现在是由市区返回北碚途中第二次路过双碑了。在市区终点站,售票员没有发现躺在后排的他,结果返程时又把他捎上了。万龙生在副刊部工作了几年,后来奉调到了社会新闻部。
我和《重庆日报》的友谊其实已经扩展到解放西路66号以外了。
1991年,为了庆祝建党70周年,重庆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介绍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书——《先锋曲》,西南农业大学的土壤学开创者侯光炯院士也在名单之中。
《先锋曲》主编、时任市委副书记金烈说,侯光炯就请吕进采写吧,教授写教授,深入一些。我想,西农不就在西师隔壁吗,很简单的差事嘛,于是欣然领命。谁知,开始着手写作时,我才发现侯光炯根本不住西农,而是长期深入农村,住在宜宾地区长宁县的相岭区乡下,而且已经住了很多年。
我傻眼了,就想到了申靖宁,《重庆日报》原文教部主任,当时的西农校长办公室主任。他在报社时,常来采访,时而带来沈世鸣的问候。我打去电话,申靖宁果然伸出援手,帮我组织侯光炯的同事和研究生的座谈会,收集包括录音在内的各种资料,最后还不忘送我一大提包“西农花茶”。在申靖宁的帮助下,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土壤抒情诗》,成为《先锋曲》的开卷第一篇。
解放西路66号,这是一说起就令我热血沸腾的地址。解放西路66号,这更是报人的一种精神,作者的一种怀恋。
不管《重庆日报》办公地址现在在哪里,这种精神是无敌的,这种怀恋是温暖的。在网络时代,纸质媒体遇到了巨大挑战,但我要祝愿,我们的《重庆日报》永葆青春,永远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