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年代：万物复苏，生动活泼，欣欣向荣。

　　正是在那个年代，我和《重庆日报》结下了美好之缘。在一篇应邀谈我的学术道路的文章里，我写道：“初进入文坛时，重庆的《重庆日报》和北京的《诗刊》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一报一刊是我的文学童年的一南一北的导师，我没齿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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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的主城依山而建，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当年的《重庆日报》大楼就在下半城，储奇门附近，解放西路66号。给《重庆日报》投稿，在信封左上方写明“稿件”，在信封右上方剪去一个小角，投入邮筒，稿件很快就会送到报社。

　　我认识的第一位《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是王古泽，高个子，慈眉善目，邻水口音。他出身延安“鲁艺”，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

　　那个时候，报纸的作者都称为“通讯员”，王古泽的年龄比通讯员队伍的人都大，大家很敬重他，跟着报社的人尊称他为“王古老”。“王古老”性情温和，和作者关系密切，所以大家喜欢和他开玩笑。有一次，开通讯员会议，我说，各位，我的文章里凡是突然出现一个病句，那都是“王古老”改的或加的，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哈。在场的王古泽呵呵地笑。

　　副刊部编辑张亦文也非常敬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他总在伏案工作。王古泽后来升任副总编辑，2010年去世，享年93岁。

　　我为《重庆日报》写的文稿，杂文居多。198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张亦文、范国华、聂定华编的《两江潮随笔》，收入了我的5篇杂文：《镜子与面子》《“人言可畏”新议》《“天外来书”之类》《远香与近臭》和《猴子·螃蟹·蜘蛛》。杂文《仕而显则学》获得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颁发的杂文三等奖，并收入这个研究会主编的杂文选。

　　上世纪80年代，《重庆日报》年底都要开联欢性质的总结会，同时颁发“年度好稿奖”。奖状就是一个小小的蓝色的塑料证书，我几乎每年都会得到一个，在书架上存了一摞。

　　有一年，时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沈世鸣要我在会上代表通讯员发言。联欢会场就在解放西路66号，大大的会场里摆着许多小圆桌，人们自由入座。会场闹哄哄的，参会者随意走动，久未见面的朋友亲切握手，欢快交谈。领导讲话的时候情况尚好，轮到我这个通讯员代表发言时，除了主席台上的人在听，下面就无人理睬了。我最大限度地放开音量，还是不行，我的发言被会场的喧哗所淹没。会后我给沈世鸣说：“老沈，以后千万不要再给我安排这种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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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我在《重庆日报》发表大篇幅的诗论《新诗的沉寂时代》，报社以通栏大标题推出。

　　我在这篇文章里说：“从大的走向看，中国诗坛毕竟从热闹归于沉寂了。”文章对“沉寂”作为一种挑战和一个机会，展开了论述。文章发表后，副刊部主任饶成德欣喜地告诉我：“这篇文章反响好大啊，评价很好。”

　　后来，诗坛泰斗臧克家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里写道：“我每读吕进同志的论文，觉得心平气和，说理明晰，文字也颇精炼优美，富于吸引力。最近他寄来一篇《重庆日报》的新作《新诗的沉寂时代》，我看了，非常赞赏。他惆怅于年来无传诵一时的名篇，并分析了原因，但并未一笔抹煞。他把他认为好的诗及其作者一一列举，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

　　《新诗的沉寂时代》得到了《重庆日报》当年的好稿一等奖。据说，文艺评论得一等奖是破天荒的事儿。后来哈尔滨的《诗林》诗刊全文转载，北京的《文艺报》也摘发了。

　　饶成德比我大几岁，比起1918年出生的“王古老”年轻多了。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副刊的一些事，他喜欢征求我的意见。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四川省在教师里遴选了一批四川省劳动模范，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位：美术系的苏葆桢和外语系的我。饶成德闻风而动，请华万里采访了我。

　　华万里是著名诗人，和我熟悉，文字功底了得，所以这个长篇采访很快就见报了，题目是《一棵开双色花的树》，意思是我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都有成绩。后来北京的《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刊发邓力对我的采访，题目是《一树竞开双色花》，采访的内容当然不一样，但题目和《重庆日报》相去不远。

　　1982年，重庆出版社推出了我的成名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一时洛阳纸贵，连《诗刊》社也买了50本，分送他们联系的诗人。

　　时任重庆出版社总编辑田伯萍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一定要举办一个研讨会，我要参加。”令人遗憾的是，田伯萍没有等到那一天，说了这话不久，他就去世了。

　　1991年，重庆出版社再次出手，出版我的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这是一部展现我的现代诗学体系的重要著作，《重庆日报》快捷地发出新闻：《吕进＜中国现代诗学＞出版》，这条新闻置于报纸头版正中，周围加了花边，标题用的黑色粗体字。我看到后，大为感动，感觉这是《重庆日报》对我的厚爱，也是重庆大地给我的鼓励。

　　饶成德已经故去多年，我于今一直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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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万龙生从江北区调到《重庆日报》副刊部，担任主任。万龙生是写诗的，善饮，网名“诗酒自娱”，和我相得。他小我两岁，慢慢地，我就成为《重庆日报》作者群里的“长者”了。

　　万龙生是“格律体新诗”的命名者，在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上颇多贡献。和前几任不同，万龙生喜欢走出报社大楼，进行采访或者参加文学圈的活动。这样当然很辛苦，但也就有了不少故事。

　　忽一日，万龙生在北碚采访后，晚上乘公交公司的班车回市区。由于疲劳，上车后他就立马拜见周公了：始则坐，继则卧，反正后几排有的是空座位，放松四肢，平躺下去，何其快哉。

　　车到双碑，老万醒了，心想：“开得还快呢。”又闭了一会儿眼睛，他又听售票员在喊：“双碑的，下车了。”客车启动，老万勉力起身，向窗外一望，顿时清醒：不对呀，怎么前行方向是北碚呢。原来，在万龙生的睡梦中，车早已到达市区，现在是由市区返回北碚途中第二次路过双碑了。在市区终点站，售票员没有发现躺在后排的他，结果返程时又把他捎上了。万龙生在副刊部工作了几年，后来奉调到了社会新闻部。

　　我和《重庆日报》的友谊其实已经扩展到解放西路66号以外了。

　　1991年，为了庆祝建党70周年，重庆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介绍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书——《先锋曲》，西南农业大学的土壤学开创者侯光炯院士也在名单之中。

　　《先锋曲》主编、时任市委副书记金烈说，侯光炯就请吕进采写吧，教授写教授，深入一些。我想，西农不就在西师隔壁吗，很简单的差事嘛，于是欣然领命。谁知，开始着手写作时，我才发现侯光炯根本不住西农，而是长期深入农村，住在宜宾地区长宁县的相岭区乡下，而且已经住了很多年。

　　我傻眼了，就想到了申靖宁，《重庆日报》原文教部主任，当时的西农校长办公室主任。他在报社时，常来采访，时而带来沈世鸣的问候。我打去电话，申靖宁果然伸出援手，帮我组织侯光炯的同事和研究生的座谈会，收集包括录音在内的各种资料，最后还不忘送我一大提包“西农花茶”。在申靖宁的帮助下，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土壤抒情诗》，成为《先锋曲》的开卷第一篇。

　　解放西路66号，这是一说起就令我热血沸腾的地址。解放西路66号，这更是报人的一种精神，作者的一种怀恋。

　　不管《重庆日报》办公地址现在在哪里，这种精神是无敌的，这种怀恋是温暖的。在网络时代，纸质媒体遇到了巨大挑战，但我要祝愿，我们的《重庆日报》永葆青春，永远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