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重庆日报》创刊7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与它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情谊。

　　已进入87岁的我，算起来，和《重庆日报》整整打了60年的交道。

　　这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重庆日报》长期对我参与农村改革的支持。这方面的事太多太多，无法详述。

　　1979年底，我在长寿县委任宣传部长时，组织决定派我到葛兰区兼任区委书记。该区是长寿的一个大区，有5个公社、11万多人口。我到葛兰区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农村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按照当时农民的强烈愿望，在全区范围内搞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对此，《重庆日报》登载了长篇报道。时任总编辑沈世鸣还指派记者饶成德、曾宪国到长寿对我进行了专访。

　　1981年6月29日，为庆祝建党60周年，《重庆日报》在《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通栏大标题下，刊载了记者周宣勤拍摄的我支持农民黄金炉搞农业承包的一张图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这张图片，后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今日重庆》《红岩春秋》等杂志上都进行了刊载。

　　1988年10月初，为纪念改革开放10周年，“三中全会路线好”成果展览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在第一部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就把这张图片放大作为首张图片展出。已故重庆日报原总编辑王镛，在他所著的《爪痕》一书中，也选用了此图。

　　我到县政府工作后，对政府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重庆日报记者刘集贤、杨本良、唐安良、熊庆元、张小良、雷太勇等常来县采访，先后刊载了《心中有农民――长寿县社会协商对话侧记》《愿听下情，潜心服务――长寿县县长接待日侧记》等新闻报道和长篇通讯。

　　1987年夏，我在农村调查研究中，发现家庭承包后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并及时提出了解决办法。时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刘集贤认为这很有价值和推广意义，于7月13日在日报上新辟专栏“我说农村改革”，将我所写的《进一步完善农村承包责任制》作为首篇刊出。

　　针对长期以来农村在推广农业技术方面推广者不承担风险的问题，1988年春，我决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取代过去的行政手段，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到西山与农民黄广明签订承包科学种植西瓜的合同，实行有奖有赔的办法，并由县公证处颁发了《公证书》。结果当年黄广明的两亩西瓜地产了6200斤，上市时间提早了20天，收入比往年多出1260元。

　　重庆日报记者陈奕不辞辛劳，去到远离县城的山区对黄广明进行了采访，并拍照著文，于8月18日刊出《县长的“西瓜计”》。后来，全县的农业科技人员，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水稻等多种农作物的科技承包活动，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40周年之际，《重庆日报》对葛兰当年的改革情况都作了特别报道。

　　我退休8年后的2004年3月初，当时的重庆日报首席记者罗成友经多方打听后，来到我家采访。3月19日，《重庆日报》“特别关注”版刊出罗成友采写的文章《寻找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第一次较全面地讲述了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发出前发生在重庆的一场“包”与“纠包”之争的故事。

　　我这一生，有《重庆日报》相伴，是我的一大幸运。在成长的路上，有《重庆日报》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