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下发了我的调动文件，我即将到新单位任调研员，原有职务已免去。新任文联主席已给我打过电话，他即将来报到。我计划明天上午将我使用了五年的办公室收拾一下，腾出交给新任主席。

　　这天上午我到了办公室。我在这工作了五年，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收拾清理办公室，将一些小东西如笔记本、水杯、毛巾以及午休用的小被子等私人物品带走。我将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后，单位的小甘帮我扛下楼。正准备装进车内时，我突然想起我办公桌对面的书柜上端，还放着一顶白色草帽。这是我五年前到此单位时花25元买的，属于私人物品，我不能丢下它，我要将它带走。对我来说，草帽是有情之物，我与草帽也有许多故事……

　　三十八年前我刚参加工作，被分配一个小乡村当乡干部。那时的乡干部天天下到大队和生产队，组织社员开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社会活动，比如当时的农村工作就有“大战红五月，双抢夺丰收”“修渠灌溉，满栽满插”以及生猪防疫、计生服务等。乡干部包括像我等八大员之一的人员，都包村驻队，农村社员叫我们为“掌握同志”。

　　初到乡里，我感到很好奇。我也跟着这些老同志学，提着小包，打着雨伞下到生产队去，但我总感到我说的话，社员不理解，社员给我说的事，我也不明白……

　　半个月后，老乡长找我谈话。他问了一些情况后对我说：“你以后下到生产队，戴着草帽去最好。草帽在热天可避日头，走累了可扇风，下小雨还可挡雨。到山坡或院坝与社员吹龙门阵，取下后可垫在地下当板凳。很多社员都认为戴草帽的乡干部才是贫下中农出生……”

　　老乡长是那么的语重心长。于是，以后我到生产队，就很少打雨伞，多是戴草帽了。你还不说，这还真方便。阴天里草帽就背在背后，热天和下小雨都可用草帽遮日避雨。当然下大雨戴草帽不好，因为这样草帽坏得快。社员和我的距离拉近了，他们都爱与我说话了。

　　在我的小而简陋的办公室里，我挂了两顶草帽。一顶是麦秆编织的，晴天和阴天可用。一顶是塑料编织的，下小雨可用。一天，县广播站的记者老杜到乡里采访“抢收抢栽”工作，他无意中看到我的这两顶草帽，居然“小题大作”写一篇《“双抢”农忙中戴草帽的乡官》，这文章在县报和广播站刊播后，我居然出了点小名，被推选为出席市团代会的代表……

　　老乡长退休这天，我到他办公室。我问他：“乡长，为什么我戴着草帽到农村院坝，院角的黄狗就不追咬我呢？”老乡长看我一眼后说：“你笨呀。你打着雨伞到农家院坝，收雨伞时伞把还在手上拿着，就好像拿着一根木棒，躲在墙角的黄狗黑狗以为你是小偷，或者要攻击它，狗是很顾家的，有灵性，它不狂叫乱咬才怪……”

　　老乡长的话使我开窍。在此前，老乡长还给我摆过许多龙门阵。他虽文化不高，小学都没毕业，但在解放初期就参加工作。他用这些龙门阵来教育我，要我向好、向上、向美、向善。

　　十年后我调进城，先后换了两个单位工作，又调到区文联任职。文联工作就是组织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虽然没有经济指标上的考核，但还是有对口扶贫、时政宣传、采风调研等任务，文联干部仍还要到基层镇街直至到村队院坝。年内次数虽不多，但基本上每月有那么一次或两次。

　　到文联后的第三天，我去城南农货市场买了一顶草帽放到办公室书柜顶上。如果我是到镇街的机关开会或宣讲什么的，我就不一定带上草帽，将一把折叠雨伞放到包里即可。如果我是到镇街采风，到镇街后还要到农村院坝，我就必须带上草帽。戴着草帽在山村行走是很方便的，热天或下小雨都可派上用场，采访社员作笔记或者照个相什么的，就比打雨伞方便得多。

　　这顶草帽陪了我五年时间，戴着它到基层镇乡或村队院坝甚至是农村的田边采风或调研的次数至少在25次以上，每次戴着它采风归来，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到办公室书柜的上端。五年来，我创作出了200多篇文学作品，出版了多部文学和文史专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津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