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体不好,据说是生孩子时月子里落下了病,瘫了。
上世纪70年代,地质大院还在小镇上,人们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平房。她家住在东头,有一男二女三个孩子。她的女儿常与我们一起,在她家踢毽子、跳绳。她则坐在离我们不远的树荫下,面无表情却专注地织毛衣。“她的十个手指头都是畸形,怎么能织出漂亮的衣裳?”我很奇怪,但从来不敢找人问究竟。后来听大人们说,她除了会织毛衣,其他的家务活都做不了,就连洗澡,也得在家人的帮助下完成。
那时人们生活窘迫,卫生条件差,女孩子头上时不时长虱子,而且虱子传染和繁衍的速度非常快,往往一个女孩头上有虱子,没过几天,跟她在一起的其他女孩都会觉得头上奇痒无比。于是,妈妈们想了很多灭虱子的办法:把白醋或酒精或汽油洒在孩子头发上,用毛巾裹半个小时后,再用清水洗净。虱子没有了,女孩就不再担心找不着伙伴玩了。
一个寒冬,她的大闺女芳头上也长了虱子。由于母亲瘫痪,当时不足10岁的芳已经能做很多家务。那天,我们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炸爆米花,突然听到“哇”的一声惨叫,是从她家传出来的。不少大人飞也似地跑过去,只见芳稚嫩的脸和手已烧得血肉模糊,她妈躺在床上,束手无策,哭成了泪人。原来,虱子在芳头上作祟,年幼的芳学大人的样子,自己在厨房把汽油抹在头上。南方的天阴冷刺骨,家里生了一炉火,芳想取暖,没想到汽油遇到火便窜住了她。
“唉,真是造孽啊!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就这么烧坏了。”
“是啊,要是她妈月子里不落下病,哪会出这种事啊?”
当时医疗条件差,可怜的芳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治疗,原本漂亮的脸蛋被那一场火给毁了。很多年,人们都在为芳惋惜。直到80年代中期,听说有了整容术,芳的父亲便带她去了上海。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回到了地质大院。据说是芳烧伤的年岁太长,已不在整容的范围,医院帮不了她。
又过了几年,芳到了该婚嫁的年龄,可性情温柔的芳却因为被烧坏的脸,爱情,至今远离她。行动不便的芳妈妈因此更少出门了。
地质队从小镇搬入城市的二十年间,大家伙儿都忙着自家的事。住进了楼房,人们走动的机会少了。因为长时间不能出门,除了老伴和他们的儿女,其他能记住芳妈妈模样、能在茶余饭后说起她的人,恐怕寥寥无几了,或许她也淡忘了其他人。
她家住一楼,和我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她的老伴除了买菜,每天只在楼道口站站,不敢走远。他怕离开时间久了,她找不见他而着急。其实老头脾气挺倔,但没听见过他对瘫痪的妻子大声嚷嚷,几十年如一日。住进楼房不久,老头在门前种了一棵枇杷树。当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时,孩子们便喜气洋洋摇着树。“别闹啊,那是别人家的枇杷。”年轻的妈妈制止孩子。孩子转脸望树的主人,老人笑眯眯说:“没关系,种了就是大家吃的。谁爱吃,就自己摘。”
我放电动车时,每次都经过她家窗前,却极少见她。那天,我刚把电动车停好,忽然听见有人叫我,是她站在窗前。她还记得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意外,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帮我开开门好吗?”我赶紧走进她家楼道,听见她缓慢挪动脚步的声音,然后艰难地扭开了门锁,我推开了门。“老头子买菜去了,出门时没带钥匙,我没有力气开门,麻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说这话时,她有点喘。我连忙摆摆手:“阿姨,您客气了。”近四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她:白皙的皮肤,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古稀老人。不过,她白得没有一点血色,显然是久未见太阳所致。过了几天,她又站在窗前。“阿姨”,我礼貌地叫她,她微微地对我笑了笑:“下班了?”再没有旁的话,只静静地看我放车,眼中充满慈爱。打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她。
城里的楼宇很高,高得就像屏障,楼前楼后都有,太阳便难以照进一楼的屋内。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希望她能经常站在窗前,至少她的目光里会有泛绿的枇杷树,还有她不离不弃归来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