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体不好，据说是生孩子时月子里落下了病，瘫了。

　　上世纪70年代，地质大院还在小镇上，人们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平房。她家住在东头，有一男二女三个孩子。她的女儿常与我们一起，在她家踢毽子、跳绳。她则坐在离我们不远的树荫下，面无表情却专注地织毛衣。“她的十个手指头都是畸形，怎么能织出漂亮的衣裳？”我很奇怪，但从来不敢找人问究竟。后来听大人们说，她除了会织毛衣，其他的家务活都做不了，就连洗澡，也得在家人的帮助下完成。

　　那时人们生活窘迫，卫生条件差，女孩子头上时不时长虱子，而且虱子传染和繁衍的速度非常快，往往一个女孩头上有虱子，没过几天，跟她在一起的其他女孩都会觉得头上奇痒无比。于是，妈妈们想了很多灭虱子的办法：把白醋或酒精或汽油洒在孩子头发上，用毛巾裹半个小时后，再用清水洗净。虱子没有了，女孩就不再担心找不着伙伴玩了。

　　一个寒冬，她的大闺女芳头上也长了虱子。由于母亲瘫痪，当时不足10岁的芳已经能做很多家务。那天，我们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炸爆米花，突然听到“哇”的一声惨叫，是从她家传出来的。不少大人飞也似地跑过去，只见芳稚嫩的脸和手已烧得血肉模糊，她妈躺在床上，束手无策，哭成了泪人。原来，虱子在芳头上作祟，年幼的芳学大人的样子，自己在厨房把汽油抹在头上。南方的天阴冷刺骨，家里生了一炉火，芳想取暖，没想到汽油遇到火便窜住了她。

　　“唉，真是造孽啊！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就这么烧坏了。”

　　“是啊，要是她妈月子里不落下病，哪会出这种事啊？”

　　当时医疗条件差，可怜的芳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治疗，原本漂亮的脸蛋被那一场火给毁了。很多年，人们都在为芳惋惜。直到80年代中期，听说有了整容术，芳的父亲便带她去了上海。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回到了地质大院。据说是芳烧伤的年岁太长，已不在整容的范围，医院帮不了她。

　　又过了几年，芳到了该婚嫁的年龄，可性情温柔的芳却因为被烧坏的脸，爱情，至今远离她。行动不便的芳妈妈因此更少出门了。

　　地质队从小镇搬入城市的二十年间，大家伙儿都忙着自家的事。住进了楼房，人们走动的机会少了。因为长时间不能出门，除了老伴和他们的儿女，其他能记住芳妈妈模样、能在茶余饭后说起她的人，恐怕寥寥无几了，或许她也淡忘了其他人。

　　她家住一楼，和我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她的老伴除了买菜，每天只在楼道口站站，不敢走远。他怕离开时间久了，她找不见他而着急。其实老头脾气挺倔，但没听见过他对瘫痪的妻子大声嚷嚷，几十年如一日。住进楼房不久，老头在门前种了一棵枇杷树。当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时，孩子们便喜气洋洋摇着树。“别闹啊，那是别人家的枇杷。”年轻的妈妈制止孩子。孩子转脸望树的主人，老人笑眯眯说：“没关系，种了就是大家吃的。谁爱吃，就自己摘。”

　　我放电动车时，每次都经过她家窗前，却极少见她。那天，我刚把电动车停好，忽然听见有人叫我，是她站在窗前。她还记得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意外，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帮我开开门好吗？”我赶紧走进她家楼道，听见她缓慢挪动脚步的声音，然后艰难地扭开了门锁，我推开了门。“老头子买菜去了，出门时没带钥匙，我没有力气开门，麻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说这话时，她有点喘。我连忙摆摆手：“阿姨，您客气了。”近四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她：白皙的皮肤，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古稀老人。不过，她白得没有一点血色，显然是久未见太阳所致。过了几天，她又站在窗前。“阿姨”，我礼貌地叫她，她微微地对我笑了笑：“下班了？”再没有旁的话，只静静地看我放车，眼中充满慈爱。打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她。

　　城里的楼宇很高，高得就像屏障，楼前楼后都有，太阳便难以照进一楼的屋内。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希望她能经常站在窗前，至少她的目光里会有泛绿的枇杷树，还有她不离不弃归来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