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空间锶原子光钟实验室讨论项目进度。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奉献 赓续红色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与张首刚的那件T恤衫同样在他办公室一放就是好几年的，还有四瓶香槟酒。这是他从法国带回来，起初是准备在某次重大突破后和大伙儿庆祝用的。

　　可直到现在，哪怕他们取得了再多科研突破，庆功酒都未启封。张首刚说，并非无功可庆，而是授时人心中都有一面表盘：在对准确度和稳定度性能永无止境的追求中，每一次付出的终点，都会周而复始成为新的起点。

　　近代中国，标准时间的产生和传递曾长期被外国人所主导并把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启动，急需在内陆腹地的隐蔽地点建设一座授时台。

　　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坐落于陕西省蒲城县的陕西天文台在1966年始建，并于1971年开启短波授时。

　　参与陕西天文台创建的，有不少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科学家和青年大学生。曾任陕西天文台台长的漆贯荣回忆，当时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他，与首批另外十多名青年下了火车转汽车，下了汽车又步行才抵达远离人烟的蒲城县金帜山下。

　　回忆当时眼前荒草丛生的工地，漆贯荣说：“就算是搬石头，也要凭着双手把天文台建起来！”

　　短波授时台的建成，使我国具备国土全覆盖的陆基无线电授时能力，翻开了中国授时的新一页。在此基础上，长波授时台小功率试验台于1976年7月试播，4个月后，信号正式每天定时发播。

　　“搞全国性的一个钟……不光是对尖端技术重要，而且对我国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都至关重要。”钱学森曾这样形容长波授时台的意义。

　　长波授时体系的建成，让中国赶上了世界步伐。这项成果也在1988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在独立自主的授时体系建设中，一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扎根西部、科技报国。为进一步适应国家对授时工作的要求，陕西天文台在1980年搬至临潼，并于2001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地址与名称虽变但初心未改，新时代的授时人赓续着红色血脉，执着于钻研与奉献。

　　原子钟是前沿理论和尖端技术的结晶，用十年乃至更久时间做出一台原子钟是常态。

　　授时人受的苦，有时不只是身体的苦：有的久坐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也没时间去做手术，有的脚踝骨裂打着石膏拄着拐在春节假期跳进实验室；但更多的，是与成百上千个部件仪器“长相厮守”坐冷板凳之苦。

　　光钟是前瞻性原子钟，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常宏负责着锶原子光钟的研制。在科研关键阶段，身为家中独子的他先后经历了父母的因病去世，其中父亲去世前就已瘫痪六年。“以前最怕夜里接到电话，说家里老人有情况。”

　　但他说，在这全世界都盯着的战略高地，想要抢占下来，时间窗口只有一两年。国家的计划，不能在自己这里耽误了，再难也得咬着牙把研究推下去。

　　“造钟是值得一生为之付出的事业，因为这是国家的战略需求；造钟也是一生干不完的事业，因为各行各业的发展进步对原子钟性能，包括使用便捷度的要求无止境。”张首刚说。

　　投身这项事业至今的31年里，他带队研制出了9种不同应用类型的新型原子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