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10月）先后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等奖项。该书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罗芙芸在多年研究中国清代与近代历史，以及东亚的近代医学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罗芙芸将中国近代卫生史研究置于“现代性”的命题下去思考这一研究的宏观背景与深层根源，为此，她选择了天津作为落脚点，不仅具有内在合理性，而且撕开表层深入了肌理。

　　罗芙芸说，她最初选择天津作为研究点，是因为它是中国许多最重要的医学“第一”之乡。天津是中国第一个拥有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医疗市政机构（1902）的城市，这是新政时期由袁世凯创办的。天津也拥有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西式医学院——北洋医学堂，它于1880年由英国传教士建立，1888年被清政府接管。而且，使这些医学“第一”更为有趣的，是其发生时中外交通的特殊背景。

　　罗芙芸的研究放置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大背景里。该书讲述了在形塑中国人的强种认知和将之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医学卫生书籍及其所打造的阅读文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格致学院的创始人、英国学者傅兰雅翻译了一批卫生著作，用化学解释人体如何与环境进行互动，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以及中医理论造成了很大冲击。中国学者梁启超、郑观应等人成为了这些译著的拥趸读者和积极的传播者。

　　以中国卫生的“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医学知识的认知或医疗卫生制度本身，都引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知识和制度。“卫生”一词，最初就是日语词汇。这些知识与制度本质上是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基础。罗芙芸陈述了欧洲的卫生历史及其世界范围的扩展。传统社会起初难以接受西方科技与制度，又有在其中寻找强种变国动能的渴求。卫生，正是两种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场合相撞发展出来的新的“混合体”之一。

　　罗芙芸认为，天津的卫生进程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天津是义和团事件中后果最严重、毁坏最大的城市，列强进驻天津之后需要防止各种疾病的暴发，由此催生了清廷卫生官署的成立。现代卫生要求城市景观进行功能性分离区划，特别是饮用水、下水道、粪便等的处理。20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让卫生之道变得本土化，一个独立自强、拥有卫生现代性的国家理想，从此成为人民的普遍信念。

　　在结语部分，罗芙芸总结强调了以下几点：卫生是形成中国精英现代理想想象的工具性话语；大量关于中国缺陷和西方优越的修辞都围绕着现代生物医学、科学和身体展开；日本为中国观察者提供了一种非白人的现代型模式，一种由亚洲人创造的对欧洲道路的模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卫生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