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经87岁了，我的心喜忧参半，总是不能平静。

　　母亲解放后读过一点翻身书，初通文字。后来在村扫盲班当过教员，教村民识字。不仅能歌善舞，还积极踊跃地参加各种拥军优属的节日演出活动。因为表现积极，很早就入了团，几年后当了村团支部书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担任村妇女主任，走东家串西家，落实灭蚊灭鼠、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等，在她的努力下，逐渐在村里树立了威信。

　　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家里的事管得很少。我的眼里，母亲很是能干。煮饭喂猪挑粪背柴推磨挣工分，样样难不倒她。做的鞋垫，图案精美，姐妹们很是羡慕。绣的花，针脚流畅、做工精细，如在枕套上绣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她在丛中笑”“梅花欢喜漫天雪”“山花烂漫”，都很有时代感，同时也表达了母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这些作品我保存至今，舍不得用。

　　我家住在一所国营煤矿附近，母亲不要我与弟弟去拾煤渣，说瓜田李下，说不清道不明。让我们去生产队拾麦穗，全部上交集体，颗粒归仓。我与弟弟利用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按规定每次计“学生分”3分，年终可累计工分参加口粮分配，母亲也拒绝接受：“学生培养一下劳动习惯是应该的。”我们当时也想不通，家里也缺粮啊。

　　缺衣少食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母亲常年做干苕片、干苕颗、腌菜以备荒年。我们最清晰的记忆是年年摘清明草做清明粑。母亲也外出借粮，向亲戚借、向队里社员借。有时还挑着箩筐去本县外铜梁西泉、虎峰等地买粮，那里的粮食要便宜几分钱。但如果亲戚邻里生活有困难或遇红白喜事，母亲总是大方地拿出仅有的布票、粮票，甚至储存的一丁点腊肉，倾囊相助。记忆里，母亲不是走在烈日就是走在寒风的路上，虽然此情景会让我和弟弟的心很酸很痛，但母亲总能在困境中给我们以希望，给全家以稳定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最不能忘怀的是我10岁那年，大病一场，生命垂危。历时近一月，社、县医院均未能确诊，转院到了重庆儿科医院，母亲几近崩溃。在绝望中母亲带着哀求：“医生啊，我们是贫农！”贫农——那个时代有效的通行证，“我的大儿在1961年才3岁就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这个儿子，您一定要想想法子救活他呀。”医生听了红着眼安慰母亲，并答应全力救助。在这段时间里，母子相依为命，天天与死神拔河！一百零三天后我终于出了院，却因为治病负债累累。母亲一下子老了很多，我也因为体验到了人生的不易与稼穑的艰难，而一下子懂事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家努力下，终于还清了医院的欠款，母亲也如释重负。我和弟弟从师范校同时毕业，开始了教书生涯。母亲甚是欣慰，生活逐渐改善，像芝麻开花，越来越好。后来，母亲随我们进了城，可思想仍长期停留在包产地上，唠叨的都是故土上的人和事。早晚厨房里劳作，舍不得开灯，舍不得倒剩汤剩菜。无论怎么劝说，母亲总是狠狠地给我和弟弟“一鞭子”：“别好了伤疤忘了痛，有时要思无时难！”

　　忙碌一天过后，每有空余时间，母亲也读书看报，遇到生僻的字就问我。高兴的时候，就唱红歌，眉飞色舞的，像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一样活泼可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受此感染，全家三代人就开始了大合唱，快乐的空气在客厅里久久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