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也让人们再一次感到了疫情的可怕。如何科学认识疫病，携手应对人类的共同“敌人”，成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医务工作者、科学家和大众面临的问题。

　　疫病作为一种流行范围广、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疾病，自古以来就是威胁人类的天敌。在我国，有关疫病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小屯殷虚文乙编》记载，巫师问商朝大王是否染了瘟疫，并占卜是否会蔓延。《说文解字》解释：“疫，民皆疾也。”意思是众人都会感染的病。据《中国救灾史》不完全统计，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的疫病次数如此之多，危害之巨。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述：“家家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造成上千万人死亡，万户萧疏鬼唱歌。

　　在长期的抗击瘟疫中，祖先们对疫病由无知到认知再到科学，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古代，人们还不具备科学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把疫病统称为“伤寒”，把霍乱、痢疾、天花等都归入疫病。对疫病的起因也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调。大约从宋朝起，提出了病气说，认为是病气导致疫病的发生。同时，科学的观点认为疫病来源于动物，比如东汉末年的大疫情就认为是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流传；明末大灾难，更是认定为鼠疫。这些认识，已接近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

　　在我国漫长的抗疫实践中，中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周礼·地官》就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惠。”张仲景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的中医临床基本原则的医学专著。到了宋代，每当疫病流行，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都会到各地治病，药费多由朝廷拨付。元代设立了民间医户制度，朝廷组织医户参与疫病治疗。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吴有性在吸收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中药方剂，为治疗疫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古人也把隔离作为切断传染源最有效的方法，《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我国最早对疫病人实施隔离措施的记载。到了晋朝，隔离已成为制度，设立专门的隔离机构——六疾馆。北宋末年，各地还设置“安济坊”负责疫病隔离工作，收效显著。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显著改变了疫情蔓延的“曲线”，为世界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也为各国分享了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正如世卫组织指出的，中国抗击疫情的好做法：全民动员和科学防控，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的防控措施等。科学防疫成为了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

　　战“疫”仍在继续，胜利的曙光已不远。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如既往地扛起责任，发挥好科学之智，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