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检发布了第34批指导性案例，本批指导性案例主要选编了精神性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案例，基本都是较轻罪行的案件。如检例第137号被害人谷某因遭受诽谤，遭遇“社会性死亡”，使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等。这些罪行较轻的“小案”，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

　　所谓的“社会性死亡”，指的是个体在遭遇网络暴力后，受到了社会交往被阻断、社会声誉陷入困境等伤害。它是网络时代下的产物，其出现的原因自然与“网络”和“网民”两个关键词紧密相关。网络主体的多元化和网络身份的虚拟化，为“社会性死亡”的出现提供了初始的温床。网民可以在网络上以虚拟的身份自由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同时，他们的情绪也极容易被群体左右，成为舆论攻击的一分子。网民被赋予的权利却成为了伤人的利器，在此背景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后真相时代的“道德审判”，为“社会性死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牛津词典在2016年收录了“后真相”一词，后真相时代中的网民往往会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臆断。一个网络舆论事件不断反转，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网民会以自己的惯性思维对事件进行所谓的道德审判，不会给当事人辩解的机会。如之前的“清华学姐”事件，起初网民认为性骚扰事件中女性理所应当是弱势方，据此对学弟进行了人肉搜索和辱骂攻击，而监控视频最终对该事件进行了还原，舆论又调转方向开始谴责学姐诬陷好人。

　　“流量为王”思维下，自媒体百般迎合受众心理，也为“社会性死亡”提供了“利刃”。一些自媒体账号十分看重“爆料”，过度迎合受众，抢首发、轻核实，以一己私心消费着公众的正义感。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性死亡”，对造谣者而言是编撰文案、配以视频或文字的简单小事，对“社会性死亡”的当事人而言往往是不能承受之重。

　　2021年1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该法律条款为“社会性死亡”事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此次最高检也发布了相关指导性案例，说明国家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对于大家身边的“小案”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以谷某被诽谤为代表的案件由自诉转为了公诉，也为此类案件的处置开了个好头。

　　在隔三差五出现的“网络暴力”事件中，我们看似是隔岸观火的“看客”，实则却是暂时躲在一侧的幸存者。网络暴力的刀枪棍棒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但也要看到，正义与善良仍旧是社会和网络上的主流。“社会性死亡”的闹剧终将归于沉寂，虽然道阻且长，但值得期待。

　　(作者系西南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