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既要笔墨，又要现代＜姜宝林艺术展＞暨＜姜宝林弟子美术作品展＞》近期在重庆美术馆展出，作品诠释了中国画大家姜宝林的创作理念及教学理念，正如他所说的：要笔墨就是要传统，就是“很中国”；要现代就是构筑崭新的形式语言，就是“很世界”。

　　“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和根。

　　广义层面上的笔墨，包含了中国绘画一切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趣的总和；专业角度而言的笔墨，体现的是中华艺文独特的语言、技艺与材质相契的关系。灵魂的充实和根脉的强健，需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取精用弘。

　　“现代”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画艺术必须面对的课题，它包含了思想、形式与技艺。

　　进入20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激荡的影响和现代审美的迁移，国人对中国画及其笔墨形式、内涵的认知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疾呼声有之：“革命”为创新之必然；惊叹声有之：传统式微，离经叛道，危机重重；乐观者有之：兼容并包是为良策；决绝者有之：守着底线，拉开距离……当日渐融入全球化，中国文化、艺术如何“为”？如何“守”？如何“创新突破”？如何“立”？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中国画如何走出本土地缘，以现代面貌展示其应有的世界性？这是对21世纪中国画家极具钢性的挑战。而姜宝林秉持李可染先生“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又“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学术理念，以其丰硕的实践成果，成为富有价值和意义的当代艺术个案。

　　姜宝林研修中国画从传统切入，早年师从潘天寿、陆俨少、李可染等名师，数十年的创作研究，使他对中国画的传统，有着真切的体认、悟觉的修为，并且成为当代中国画坛一位实力派骁将，但他从未满足过传统艺术带给他的“荫庇”，沉醉于笔墨技术的丰富性和图式语言。置身于一个变革的世界与时代，他深知笔墨当随时代的意义且引为己任，并自觉地对中国画笔墨语言和图式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的变革实验，成为在中国画向现代转型发展变革潮流中做出积极贡献的践行者。

　　姜宝林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作品既传统又具个性，无论水墨山水和写意花卉，抑或是他独创的白描山水、积墨山水和由师造化向意象、表现性变化的创新过程，都擅胜于扎实且变化多端的传统笔墨技巧。20世纪90年代，姜宝林的作品显现出其经过深思熟虑、有步骤有意识地向半抽象、非具象视觉形式语言的拓展。他在保留了书法书写的笔墨基本意韵和物象的基本自然形态的同时，有节制地解构了具象，有意识地重构了点、线和类乎几何形状体块的符号化图形组合，义无反顾地向着类抽象构成的形式掘进。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同行和评论家看来，姜宝林的艺术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血缘中的基本要素——形与笔墨，但面貌自成一格，而具有可辨识的现代审美特点。而在西方同行和理论家看来，姜宝林的艺术语言，具有欧美现代艺术中的基本审美因素，但又能明显地感觉到某种来自东方的水墨材质和软笔书写的特性。于是，作为实践者的姜宝林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守住了多少、突破了多少、建立了多少？这无异于是以冒险家的胆识在东西方艺术的边界上踩着钢丝并寻求平衡，即如何理性智慧地把握并掌控驾驭这个度。他清楚：任何变革的成果终将难逃艺术史家、评论家，甚至同行的质疑与诘问，并且在国际当代语境中接受考量。

　　“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理念无疑是富有变革精神和实践理想的，但同时也是一条充满艰辛的创造者之路。如果说，“现代”同时意指时间（时段）和与时代相关的审美价值取向的话，那么“笔墨”则就代表着传统（历史）的累积与沉淀。已有的理念和方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载着“现代”的形式要素，相对传统而言，“现代”是否代表着某种递进抑或是嬗变的价值？姜宝林践行的“鱼和熊掌”兼取的目标诉求，驱使着他以深厚的传统艺术素养，去引始大胆变革的文化使命，用富有创意的学术思想观念引导他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变革之路。我们可以从《贺兰山一截》（1990年）、《西域纪行》（1994年）、《长江的儿子》（1998年）、《黎明》（1998年）、《佛尔蒙特3号》（1999年）、《桌山》（2011年）、《西域暮色》（2011年）、《2019·16号、27号、47号》（2019年）等一系列作品中看到一条智慧的创作轨迹和嬗变的路径，并因之使他的学术理念和现代化了的笔墨形式语言在当代中国画坛显得一枝独秀、摄人眼目。

　　艺术史将关注一切渊源有自、富有开创性变革的艺术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