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再次引发举世关注。三星堆文化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也成为当前的热议话题。在考古专家给出科学、严谨的结论之前，一切只是猜想。

　　我第一次去三星堆，是上世纪末。其时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刚建起不久，地坑中的象牙和大厅里的青铜器多数还没罩上玻璃，可以贴近观看。看到那些造型奇特的青铜立人、青铜鱼鹰、青铜神树和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疑问和猜想便如海浪翻卷，一波又一波袭来，久久不绝。

　　创造这个奇观的是些什么人？三星堆遗址是否就是古蜀国的再现？我想到了晋代学者常璩的《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是一部地方志专著，第三卷《蜀志》列出了蜀国世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王等。其中蚕丛、柏灌、鱼凫在正史里没有记载，大概属于传说时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里，也把他们认作蜀文化的开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他那个时代没有考古手段，只把对古蜀国的猜想留了下来。

　　杜宇以后，古蜀历史逐渐清晰。那些历史，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系吗？猜想可以继续。

　　读过《华阳国志》，再去看三星堆文物，便有恍然若见故人之感。双臂环抱，空掌持“祭祀神器或筑城工具”（这是我的猜想）的青铜立人，让我联想到杜宇“移治郫邑”、开明王“徙治成都”，亦即古蜀先民开发成都平原的史实。

　　就连三星堆那些眼球凸出（纵目）如外星人的青铜面具，《华阳国志》也有类似记载，就是蚕丛的形象——“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石棺也是古代巴蜀之物，川南和三峡地区至今也有大量遗存。

　　第三次去三星堆时，我先去了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是继三星堆后，古蜀文化的再次辉煌呈现，也是三星堆文化的直接继承，其出土的青铜立人、青铜面具和黄金面具与三星堆文物高度相似。金沙最精彩的，便是如今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一见到它，我立即想到三星堆的青铜鱼鹰和三峡博物馆巴人青铜剑上的神鸟形象。

　　《华阳国志》在巴人世系的叙述中，也记载了一个以鸟为图腾的世代——“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四川盆地的古代先民都是濒水而居的民族，鱼凫亦即鱼鹰之类大鸟都是巴蜀先民的生活伙伴，把它们奉为图腾实是自然而然之举。

　　近期的三星堆遗址发掘，还有一些丝织物呈现出来。我看到报道后，再次禁不住激动，想要赶去一睹为快，看能否证实我的另一个猜想——成渝两地蜀绣的共同起源。

　　2006年，全国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我有幸参与其中，所做工作之一，是为蜀绣的传承谱系做溯源调查。史籍记载，早在汉代以前，蜀绣和蜀锦已是巴蜀地区的特有物产，可惜那时没有实物存留。而迄今保存最完好的蜀绣历史实物，恰恰就在重庆。三峡博物馆陈列的元末大夏国皇帝明玉珍龙袍（江北宝盖山明玉珍睿陵出土）、明末女将军秦良玉锦袍（原石柱秦良玉家庙保存），两件文物上的刺绣图案，成了非遗申报书的实物证据之一。2008年，蜀绣（重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史形成的蜀绣技艺川东（今重庆）、川西两大流派，由国家层面给予确认。

　　那么蜀绣的起源是否也有川东、川西合力之功呢？有趣的是，我的这个猜想，两千年前的诗人屈原也问过：“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楚辞·天问》）

　　屈原之问无疑来自民间传说，那么传说中的这个台桑在哪里呢？对此，《华阳国志》有个很实在的回答：“禹娶於涂山，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

　　此江州即今重庆。按屈原的说法，大禹当年与涂山女相会的地方，是一块植有桑树的台地。如此说来，上古时代的江州涂山氏也是一个种桑部落。种桑是为养蚕，养蚕是为缫丝，蚕丝所织绸缎便是织锦和刺绣的基础原料。谁用这些原料？古籍再次指向了古蜀国蚕丛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蜀”的解释是：“葵中蚕也，从虫。上目像蚕头形，中像其身，诗曰蜎蜎者蜀。”蚕宝宝蜎蜎扭动的姿态，正是蚕吃桑叶、吐丝结茧的样子啊。

　　原来，巴人种桑，蜀人养蚕，一道创造了蜀绣、蜀锦的辉煌。这样的状态是否真如古籍所载持续了几千年？而三星堆发现的丝织物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能破解这道谜题？我的兴奋和激动，正源于此。哦，三星堆！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