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重庆社会科学院法学和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法学博士曹银涛如是评价。

　　他说，所谓证明，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在履行管理职权的过程中，要求行政相对人进行一定的证明活动，以证明某个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这在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奖励等授益性行政行为中较为常见。行政机关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供盖章、证照（证件、证卡、执照）、认定结果、公证文书、登报声明等证明材料，以确定行政相对人符合行政行为要求的条件和标准。

　　“由此也带来了名目繁多、无处不在的证明‘围城’问题，导致审批慢、审批难、环节多的问题。”曹银涛认为，这对个人来说，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增添的是烦恼和无奈；对企业来说，浪费的是人力和物力，贻误的是市场机遇；对社会来说，削弱的是公平和公正，挤压的是创业创新空间，尤其是抑制劳动生产率提高……

　　曹银涛表示，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并不意味着行政行为相应的实施条件和标准的降低，而是将行政相对人的证明负担转移到行政机关一方，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协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社会信用建设机制来核查行政相对人是否符合条件和标准，将审批、服务条件难以事先核实、能够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纠正且风险可控的事项，行政机关可以通过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实施，从而减证便民，切实降低行政相对人的负担，但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事项以及依法应当当场作出决定的事项除外。

　　曹银涛认为，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转变国家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工作模式的深刻变革，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

　　曹银涛建议，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需要有配套的制度措施支持。一是加强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以解决事项标准不一、数据共享不畅、业务协同不足问题；二是同步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加强跨部门联动响应，完善“一处违规、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培养行政相对人诚实守信意识；三是完善行政协助制度，发挥行政合力，提升行政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