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师承写重庆重庆的冬天涂山绝顶唤登临柚乡·柚香
第004版:两江潮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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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成渝走笔看双城征文大赛·荣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

成渝师承写重庆

周勇

  走出四川大学,背起《隗瀛涛文集》,踏上回渝归途,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波澜。

  在沉寂20多年后,“成渝”又成热词,这全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赐。重庆日报发起的“成渝走笔看双城”征文活动,更引得风生水起。重庆直辖23年了,这是一代人成长的时间,年轻的学人没有四川人的经历,所以新鲜。而对于我,有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这毕竟是两座城市间的一段历史,更是我们这些人的一段经历、一条心路。在我的心中,“成渝”从来没有冷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渝两地史学界的交流与交融,从师承的视角看,可以追溯到我老师的老师、史学泰斗徐中舒。

  1979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承徐中舒——隗瀛涛、胡昭曦一脉。

  徐中舒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国学院第一批研究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先生,以《耒耜考》而名动学界。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重庆设立西南博物院(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把建馆重任交给了四川大学一级教授徐中舒。1951年7月初,徐中舒等人从成都抵达重庆,与在渝先行入院工作的4名干部一起,以筹委会秘书处名义正式办公。徐中舒主持建立了西南博物院并任第一任院长,在文物征集、科研调查、资料收集、人才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奠定了四川及重庆文博事业的基础。

  我入四川大学4年,徐中舒均任历史系系主任。从入学第一课到毕业赠言,都是徐先生讲的。他的话很少,安徽话很难懂,但管用。40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那句“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奉为提笔为文、教诲学生的圭臬。这就叫传承。

  我的业师是隗瀛涛先生。隗先生是开县人, 1953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由徐先生授业,1957年毕业后一直工作生活在成都,以《四川保路运动史》而载入史册。他是继徐中舒之后四川史学界的带头人、中国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既是四川人,也是重庆人。

  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重庆开埠史》,就是读本科期间在隗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完成的。毕业后,我回到重庆。组织上安排我到基层锻炼,从而错失到隗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博士的机会。但我仍自觉地继续在隗先生指导下研究历史。

  198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隗瀛涛先生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正在做“七五”规划,提出要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准备把上海、天津、武汉和重庆列为第一批研究对象。

  那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兵,在重庆市委党校工作。我当然力主由隗先生挂帅攻关。

  当时的重庆刚刚从四川经济计划单列出来,但重庆学界尚无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专家,更无担纲国家重大项目的领军人物。而四川大学有这个力量,但它又不属重庆。因此,由四川大学来承担研究重庆历史项目,又有诸多不便。

  于是,我马上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正主持重庆文史工作的父亲,由他请示时任市委书记廖伯康和市委原书记孟广涵。经反复磋商,市委决定,这一项目由四川大学和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合作进行,课题组负责人为四川大学的隗瀛涛、胡昭曦和重庆市政协的周永林,隗瀛涛主持全书的编写工作,周永林负责重庆方面的总协调,川大的谢放和重庆的周勇分任课题组学术秘书。为确保课题的顺利实施,重庆市专门成立了项目顾问组,由廖伯康、孟广涵亲自担任顾问组长,8位市级领导、老同志担任顾问。这开创了市校合作研究重大课题的先河,在当年是一件盛事,今天仍是一项纪录。

  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城市史研究这个专门学科,理论、资料的准备均嫌不足,其多学科相交叉的特点更增加了研究的艰巨性。连隗瀛涛先生都称,“我们凭着一点探索热忱,边干边学,在工作中随时有重任在肩又力不从心之感”。我等青年更是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得先生厚爱,他命我一个人承担全书的核心——商贸、金融、交通、工业共4章的撰写。城市经济是城市史区别于传统通史最显著的特征,是当时绝大多数学者所不熟悉的。尽管我写过重庆开埠史,也啃过《资本论》,但对重庆城市经济史也是捉襟见肘,只能拼命补课,一切从头开始。大约做了两年的准备,我从1988年秋天开写,到1989年冬天完成,论述了重庆城市商业、工业、金融、交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这“重庆经济四章”是我大学毕业后写得最艰苦的,但也打好了我后来研究重庆城市经济史的基础。先生对我的4章还是基本上满意的。

  隗瀛涛先生总是给我们以鼓励,称王笛、谢放、何一民、胡道修和我是“恭州五少雄”。记得有一次在会仙楼开会,他告诫我们要奋力向前,“只要写出这本书,大家都能当教授”。对于还是助教的我,认为那是先生的激将法。果然,1992年我就破格晋升副教授(提前一年)、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提前4年)。到了1994年,由于隗瀛涛先生率领四川大学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教育部批准,在四川大学设立了以中国近代城市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内唯一的中国地方史(现改名为专门史)博士授权点。

  研究进行了5年。1991年《近代重庆城市史》正式出版,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新兴城市的近代化过程及其结构和功能的演变进行周密研究,并在城市学理论上有所创新的一部力著。这部著作以近代化和城市化为主线,对重庆城市地域结构、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政治、城市文化,以及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过程、重庆城市兴起的原因、重庆城市的特点等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了重庆城市从一个封建城市变为半殖民城市的同时,又逐渐从一个中世纪城市走向近代城市的进程。同时,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目的意义、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城市的分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提出了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功能演变及其近代化为主要内容、基本线索的研究模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为这一领域的“结构一功能学派”“在研究城市近代化的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如今,它与上海、天津、武汉课题成果一道,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此书1992年获得四川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这也是成渝两地史学界携手合作,培育出的一朵最璀璨的史学新花。

  于我而言,这十年攻坚,奔走成渝,得隗先生耳提面命、精心雕琢,相当于攻下一个博士学位,为我后来担任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打下了一个基础。

  成渝走笔看双城,双城未来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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