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北山多宝塔第五层,一块不起眼的塔砖上,刻着四个字:“伏小八镌”。
这是800余年前一位普通工匠留下的签名。在这行小字的旁边,龙树菩萨像静静伫立,旁边还有捐资的铁匠刘杰双手合十的小像。
石窟造像由供养人捐资为自身祈愿而雕刻,工匠只负责按令行事,领取报酬,社会地位不高,名字很少被镌刻在石壁上。但文物专家从未放弃过寻找,多宝塔塔砖上的“伏小八镌”,舒成岩玉皇大帝龛题记中的“伏忠靖镌龛”,石篆山文殊普贤龛上的“文惟简,男居安、居礼”……这些名字从浩瀚的铭文中被搜寻出来。
大足石刻的工匠署名,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李小强新著的《大宋攻镌:大足石刻匠迹》(以下简称《大宋攻镌》),首次系统梳理了宋代巴蜀石刻工匠的生存状态、技艺传承,讲述这群藏在幕后的“伏小八们”的故事。
“在大足石刻十万余字的铭文中,不是每龛每窟都有工匠的名字,但从‘伏小八镌’可以看出,雕刻者对自身作品的认可,敢于留下自己的姓名。”李小强说,在大足石刻最为鼎盛的宋代时期,现存题记中留下姓名的镌刻工匠,有名有姓的不下30位。
这些工匠为什么能留下名字?作者在书中娓娓道来——
伏小八之所以被铭记,是因为铁匠刘杰捐造龙树菩萨像时,伏小八不仅负责镌刻,还建议刘杰以整洁得体的形象出现在供养人像中——这已超出单纯的“按令行事”,而是带有工匠个人的审美判断与情感投入。
伏忠靖的留名,则与其高超的技艺和效率直接相关。舒成岩第5号玉皇大帝龛题记记载,此龛于南宋绍兴十三年五月初二“具工”,当月二十六日“了毕”,历时仅25天,龛内造像多达13身。从造像的体量和雕刻的精细度来判断,伏忠靖在这25天应是早出晚归,全身心投入,在有限的工期内仍保持着高超的技艺与严谨的态度。他在题记中写下“伏忠靖镌龛”,正是这份技艺与态度的见证。
工匠留名往往与技艺超群、深度参与造像设计,或与捐资者关系密切相关。这些署名,成为他们与岩石对话的永恒印记。这些留下名字的工匠,来自怎样的家庭?他们又是如何习得这门手艺的?答案,藏在“家族”二字之中。
宋代大足地区的工匠,基本上以家族承袭方式培育,其背后是一套成本低廉却行之有效的培养机制——孩子们从幼年便跟随长辈四处谋生,协助开凿洞窟初形、雕刻造像粗胚。待打下基础后,进入技艺精进的关键阶段:先观摩长辈操作,揣摩每一刀的处理,聆听口传心授的经验;再从局部或侍者像开启实践,逐步掌握细节处理能力,最终成为能担当主体设计与细节雕凿的新一代匠师。
《大宋攻镌》一书中对他们工作场景的描述令人动容:他们全身心投入雕刻,根据所需的不同角度和细节,变换着手中大小不一的刻刀,更要根据龛窟位置和题材的不同,变换着自己的身姿——或在高达数米的架子上一蹲就是大半天;或平躺在架子上,雕琢龛顶那些精美的乐器与飞天;有时又得在潮湿又狭小、昏暗的空间内匍匐着,仅与微弱的油灯灯光做伴。即便受蚊虫叮咬,环境艰苦,刻刀下的纹路依然未受到一丝影响。
在那些潮湿狭小、昏暗的洞窟里,在数米高的架子上,工匠们究竟凭借什么,将坚硬的岩石一寸寸化为慈祥的面容与流畅的衣纹?答案,藏在他们手中的器具里。
李小强说,纸张与笔墨是最基础的,用于设计图纸、在岩石上勾勒造像轮廓。标准的尺子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过,为减轻行囊负担,他们也会随身携带细绳作为简易测量工具。至于搭建高空作业架子,就地取材的树木、竹子十分便捷。
这些还只是“纸上谈兵”的准备,真正与岩石短兵相接、决定造像成败的,是那些以铁铸造的器具。锤分开荒锤和细刻锤,凿子分粗、细两类,粗工具用于开荒,细工具用于造型和精细雕刻……十分讲究。
这些铁器从何而来?这与现代有“小五金之乡”之称的大足龙水镇密切相关。
书中介绍,宋代大足龙水镇一带的五金制品已深入日常生活,品类丰富,工艺成熟。当年的工匠正是凭借这些看似寻常的工具,在坚硬的岩壁上凿出了800余年不灭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