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州博物馆展出的锁江铁柱。（受访单位供图）

　　在重庆奉节夔州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对黑黝黝的巨大铁柱格外引人注目。它们高2米有余，每根重近2吨，柱身隐约可见刻字痕迹。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南宋景定年间，守将徐宗武用铁索横截长江，阻挡蒙古水军。

　　很多参观者下意识地以为——用铁链锁江是南宋人的“原创发明”。但事实如此吗？

　　近日，学术期刊《长江文明》刊登的《宋将徐宗武夔门锁江考论》给出了答案：徐宗武在夔门所在的瞿塘峡口拉起的铁索，不过是抄了一道“作业”，从距今近1800年的三国东吴首创铁索横江，到隋、唐、五代、北宋，历代守将反复用这一招阻击上游来敌。

　　铁链锁江的源头

　　可追溯到距今近1800年前的东吴

　　从三国到隋唐，从五代到宋初，几乎每一次南北对峙、每一场顺江而下的进攻战役，守江的一方都会不约而同地选用同一招——在峡江险要处拉起铁索，配合两岸堡垒和守军，企图将上游来敌拒之门外。

　　其中，最早的一次详细记载发生在公元280年。那年，西晋大将王濬率水师从巴蜀顺江东下，直扑孙吴都城建康。此时的东吴已是强弩之末，但防守三峡的将领仍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江面险要处“以铁锁横截之”，又在水中暗置丈余长的铁锥，企图刺穿晋军战船。

　　虽然最终因情报泄露、准备仓促，被王濬提前用竹筏清除了铁锥、用火炬烧断了铁索，但这一“土办法”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此，“铁索横江”成为长江防御的经典保留节目。

　　公元589年，隋文帝伐陈，陈将吕仲肃在峡江两岸“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还搭建浮桥，两岸设栅屯兵。这一次，铁索与浮桥、陆寨配合作战。江面上的铁索阻挡战船通行，浮桥连接两岸便于守军快速调动，陆寨中的弓箭手和守兵则居高临下射击敌船。这套组合拳让隋军吃尽了苦头，前后打了40余仗、战死5000余人，才最终攻破防线。

　　到了五代十国，这招又被前蜀将领张武在夔门用上了。而距离南宋最近的一次成功案例，是后蜀在夔门架设的锁江浮梁——不仅有铁索，还有多层敌棚和夹江炮台。宋太祖赵匡胤攻蜀时，面对这套防御体系都不敢硬闯，先派步兵从陆路绕道夺取浮桥，才打开夔门。

　　绝境“抄作业”

　　徐宗武建造“加强版”锁江工程

　　徐宗武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再搞一遍？因为他接手的夔州，危如累卵。

　　1262年秋，蒙古将领突袭夔州，俘获了时任知州的张甲。徐宗武临危受命，接管夔州兵民事。但他上任仅三个月，就迎来一个致命打击——两年前，南宋四川守将刘整投降了。刘整对四川的山川险要、城防虚实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等于把整个四川防务图拱手送给了忽必烈。更棘手的是，蒙古正在训练水师、大造战舰，灭宋方针已从“陆路迂回”转向“水陆并进”。

　　面对日益强大的元军水师，封锁长江主航道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于是，在四川宣抚使吕文德的授意下，徐宗武启动了夔门锁江工程。他在草堂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江中石堆上，竖立起两根2米多高的铁柱，上刻“守关大将军徐宗武”字样，从铁柱向南岸悬崖拉出7条铁链，总长925米，再在南岸岩壁上凿出“牛鼻孔”将铁索牢牢系住。

　　这些铁索还能根据战况调整方向——东侧铁柱紧邻赤甲山，可随时转向封锁侧翼的草堂河，防止敌军偷袭白帝城。

　　工程于1263年冬天完工，徐宗武在长江南岸崖壁上刻碑记功，碑文69字，最后一句“永为万万年古迹”，透露出一种近乎天真的自信。

　　再坚固的铁链

　　也救不了一个王朝的没落

　　锁江的铁链真的守得住南宋的基业吗？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没有。

　　此后十余年间，蒙古将领杨文安多次进攻夔门，均未能突破。直到南宋朝廷正式投降后的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军三路合围（一路从巫峡进兵，一路沿大宁河逼进，一路携夔州守将张起岩的亲属前来招降），在内外交困之下，白帝城开城归降。此时距离南宋灭亡已过去两年。

　　但徐宗武没能等到那一刻，他早在1269年就“没于王事”，战死在这道他亲手铸造的铁锁关前。

　　铁链锁江虽屡次给进攻方制造麻烦，却从未真正改变过改朝换代的结局。东吴锁了，晋军照来；陈朝锁了，隋军照破；后蜀锁了，宋军照取；徐宗武锁了，元军照样攻克。

　　为什么？因为铁索只能延缓，不能逆转。它挡得住战船，挡不住战略失误；拦得住水军，拦不住人心的离散。再坚固的铁链，也拴不住一个王朝的黄昏。

　　不过，铁链锁江的举措并未随着南宋灭亡而终结。元末明初，大夏政权仍利用徐宗武留下的铁索遗迹抵御明军；到了清代，铁索关的功能从军事转向经济——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在此设置榷关，用铁索拦截过往船只征税，还用于稽查私盐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