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一过，家里便要杀年猪了。两头肥猪，忙活一整天，得全家动员，还得请杀猪匠、邀邻居帮忙。这仿佛是一个仪式，宣告着旧年将尽，新年即临。

　　天色未明，凌晨四点光景，母亲已起身。灶膛里火光亮起，大铁锅注满清水，不久便沸腾起一片白蒙蒙的蒸汽。父亲在院坝里安置好杀猪凳、大木盆、案板，还有一架结实的木梯。此时，杀猪匠背着沉甸甸的家伙什，打着火把，踏着明霜来了。

　　猪圈里的两头年猪，早已膘肥体壮。圈门一开，它们似乎感知到命运的时刻，在角落里“吭哧”着蜷缩不前。杀猪匠探身进去，揪住一只耳朵往外引，众人也连声吆喝。猪终于被半推半就地拽到院坝中央。

　　刹那间，几双手一齐上去——抓耳的、提脚的、揪尾的、按头的，一阵短促而激烈的骚动后，那庞然大物便被牢牢摁在杀猪凳上。随后是刀光一闪，一阵悠长而竭力的嗷叫划破晨雾，继而渐渐微弱下去。

　　接下来是吹气。杀猪匠在猪后脚割开小口，将一根长长的铁捅竿探入皮与肉之间，细细捅遍周身。然后他蹲下身，对着那个口子深深吸气，再鼓足腮帮往里吹。

　　父亲递给我一根木棒，让我在猪身上轻轻捶打。随着气息注入，猪身肉眼可见地膨胀、滚圆起来，像一只巨大的皮鼓。

　　杀猪匠用麻绳扎紧口子时，父亲已提来两大壶滚开的水。热水浇下，蒸汽裹着独特的腥臊味升腾。猪毛经烫一刮便脱，杀猪匠先拔下粗硬的鬃毛，再用刨子“呼啦呼啦”地刮去细毛与皮垢。

　　猪身很快变得白净，唯独猪头难办。须得用开水反复浇淋，耐心地又扯又刨。耳朵眼和褶皱里的绒毛，这时是弄不净的，须得留到日后吃的时候，在灶火上细细燎过。

　　评价一个杀猪匠的手艺，就看这些细微处。猪头毛是否干净，肉是否切得利落，尤其是那一副猪大肠，翻得是否清爽。如今有些环节已省了力气——吹气改用气筒，几下便鼓胀；顽固的猪毛用喷火枪一燎，皮焦毛净。但有些活计，机器仍代替不了那双经验老到的手。

　　猪身被清水冲净，用锋利的铁镣环吊起在木梯上，头朝下，像一个巨大的、洁白的果实。

　　杀猪匠剖开腹部，盘绕的大肠小肠、深红的猪肝、微微搏动的心脏、两扇饱满的肺叶，还有那幅雪白晶莹的板油渐次涌出。猪肝被第一时间送进厨房，这是给杀猪匠的礼数，最嫩的一片爆炒了，慰劳他的辛苦。

　　卸下的半扇猪身摆在案板上。“老板，怎么砍？”杀猪匠问。父亲便指点着，这一块留作“人情”，要送给姑家办喜事；那一条后腿，腌了给曹家的外婆；肋排今晚就炖了，给孩子们解馋……刀起刀落，猪肉被分解成有归宿的块状，仿佛一年的情分与打算，都在这分解中有了着落。

　　最末一道工序是翻猪大肠。杀猪匠总不太情愿，却又是手艺的终极考验。

　　他将大肠放入温水盆中，水温须得不冷不烫。只见他将肠口向内塞入一段，接着一边灌入清水，一边手腕极富韵律地抖动、推送。那肠子仿佛自己活了过来，一截一截从内部翻出，露出褶皱的内壁。这过程有种奇异的、近乎魔术的观感。翻好的大肠用竹篾一拴，父亲便拎去门前的小河，在潺潺流水中淘洗得干干净净。

　　父亲从河边回来时，早饭已上桌。爆炒猪肝鲜嫩滑润，麻辣猪血开胃下饭。众人匆匆吃着，话不多，因为另一头猪还在圈里等着。同样的程序再来一遍，结束时已近正午。

　　午饭就丰盛从容得多。回锅肉亮着油光，蒜苗的香与豆瓣的醇厚交织；肉丝嫩，肉片滑，萝卜排骨汤煨得奶白。

　　这时才斟上酒，父亲给杀猪匠夹一大块肥瘦相间的回锅肉：“师傅辛苦，多吃点，补补力气。”杀猪匠抿一口酒，笑道：“老板今年年成好，养出这么肥的猪，少见喽。”

　　下午，院坝里归于平静，忙碌转入室内。父亲将预备做腊肉的部位仔细抹上盐，一层层码进大缸。母亲挑出精瘦肉，细细切成均匀的肉条，准备灌香肠。

　　到了夜晚，灶火重又温暖起来。一边，大锅里雪白的板油渐渐熬成清亮的油液，金黄酥脆的油渣被我和哥哥抢着吃；另一边，母亲和姐姐们低头忙着，肠衣灌上肉馅，用麻线扎成一节一节，像饱满的果实。屋子里弥漫着油脂的焦香、花椒的麻香，以及柴火温暖的烟味。

　　从那时起，年味就越来越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