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央视“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曾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高校任客座教授。著作有《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等。（受访者供图）

《大宋之变，1063-1086》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一方柿染土布茶席缀了几抹粉白和鹅黄，勾勒出一朵小巧的手绣玉兰，悄然绽放；席上放了只琉璃茶碗，剔透晶莹，碗口描金，荷叶边优雅舒展，碗中茶汤红润明亮，光是看，已觉唇齿生香……

　　“久等了，茶泡好，咱们慢慢聊。”在约定的采访时间，赵冬梅发来这样一帧照片，构图简单清新，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一种岁月静好的从容心境。

　　时间是上午10点，在她位于北京大学燕园的办公室里，“云导师”赵冬梅和我们开始了一场相隔千里的“云端访谈”。

　　这是一周之内我们的第二次交谈。第一次是在2025年12月20日，那天，重庆市全民阅读品牌活动“陆海讲读堂”第十五期举行，赵冬梅受邀来渝开讲“华夏群星闪耀”。

　　行程很赶。此前一天，她刚落地重庆，便辗转去北碚，当晚要为西南大学学生带去一场讲座。结束之后，她又被热情的学生们围住交流、合影、签名，回到酒店已是夜深。

　　“陆海讲读堂”当日，天阴雨湿，她上午在北碚处理完事务，才风尘仆仆地赶来重庆金融会展中心。此时，距离开讲大约只有一个半小时。放下包，洗个手，立马进入角色，“刷刷刷”地为主办方签了一堆《大宋之变，1063-1086》——她多年学术研究的心血之作，也是本期“陆海讲读堂”“百本好书送你读”书单的主荐书。书签完，等来了姗姗来迟的外卖，她赶紧擦手，就着简餐扒拉几口，此时距离开场只剩下不到半小时了，迅速切换进我们的访谈，才刚渐入佳境，该登台了，只好暂停。于是，约定等她回京之后择日再叙。

　　这，便有了开头一幕，我们在“云端”的重逢。

　　类似重庆之行的行色匆忙，赵冬梅早就习以为常。

　　她是深受北大学生喜爱的教授，也是全国读者、观众、听众信任的“云导师”。作为当代宋史研究领域最具知名度的学者之一，她常常要在面向学术和面向公众的两个层面开展工作，“我认为一个历史学者有义务将对的和好的知识传递给公众，这是我心中有意义的事，我愿意全力以赴。”她说。

　　“今天的中国读者配得上严肃的内容。”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她传播专业知识的方式是通俗易懂的、公众喜闻乐见的。在用带着温度的目光打量历史的同时，她也以历史学者的人文关怀观察着当下。

　　因为对制度史的深入探寻，她能愈发理解生而为人的现实困境。她坚信每一个身处制度中的人，依然能够在规定性之中活出最大的自我，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一个真实的生活，并在这种真实的生活里，认清自己。

　　“我希望通过人物讲故事，因为人是最亲切的”

　　新重庆-重庆日报：作为一位历史写作者，你如何平衡历史故事书写和历史学术叙事之间的关系？

　　赵冬梅：我的写作脉络中，人物传记是表象。我每次写东西，都会以某一个线索人物为核心展开，但我的真正目标，是那个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的政治文化史。

　　具体到《大宋之变》，我希望最终成型的作品应该是由北宋不同代际的政治家的生平，以及他们那个时代一些线索人物的故事，去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北宋政治文化兴衰史。

　　我理解的北宋，是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全过程。我希望通过人物讲故事，因为人是最亲切的，通过人物来描述，大家能更好地认识北宋政治：它如何从兴起到巅峰，又如何崩溃？

　　我要带大家观察政治现象，在王朝崩溃的背后，政治文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文化和事件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而活跃在其中的最容易被我们所认知的，就是人。

　　我要描述的北宋，是一个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个案。这里有个前提，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里，历史的演进方式就是王朝政治，一个王朝兴起了，一个王朝衰落了，然后又是新的兴起，新的衰落。这个过程看上去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复性，背后存在着文化上、制度上的同质性。那么，深入观察其中一个朝代，就有可能帮助大家了解所有王朝，了解什么是帝制。

　　新重庆-重庆日报：北宋中期“华夏群星闪耀”这个概念，你是如何提炼出来的？

　　赵冬梅：就政治文化而言，在北宋中期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表现为那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的时代。

　　历史学如何抵达公众？那肯定要通过人的故事。历史就是讲故事，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阐释，但又不只是讲故事那么简单。

　　从2012年我在“百家讲坛”开始讲宋史算起，十几年来，我工作的一半内容就是对公众讲历史，而且是以人为核心和线索讲述。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现，在北宋中期的天空上，曾有过一个高密度的璀璨的群星的时代，一眼望去，灿若繁星，正好我是茨威格的粉丝，于是化用了他的书名，以这样一种类似于广告语的说法，来定义那个时期。

　　坦白说，这种做法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是需要勇气的，好在用了之后细想，用得有道理，而且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同。

　　后来有网上的小朋友来问我这个说法的出处，我自然就认领了“首抄权”，因为“首创权”在茨威格，我是“抄”来借用的。

　　“在规定性中活出精彩，你得认清自己”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一书中将笔触聚焦于普通人，在你看来，今天的年轻人应该如何在规定性中活出自我的精彩？

　　赵冬梅：所有的人都活在各种规定性中，制度的规定性是其中之一。但其实这种规定性会规定一个上限，也规定一个下限。我们大部分人大概就处在中位的位置上，当然，也有跌落谷底的可能性。

　　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困境的，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困境，我们往往只知道自己的困境，不知道别人的。

　　所以我想，在规定性中活出精彩的核心在于，你得认清自己。自我绝不是抽象地从书本里得来的，它包括你对自己身体的感知，你跟外界信息的交流等等。

　　比如说你被雨淋了可能感冒发烧，但发烧也许并非全是坏事，它可能激活免疫细胞消灭病毒和细菌，对吗？我想表达的是，你要真正地生活着，真正地生活过，当然还要真正地读书。这，才是找到自我、认清自己的必由之路。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真实的生活，学校要给孩子一点时间，家长也要给孩子机会，让他去生活，让他去玩儿，让他去趟趟水，要给他的生命成长留出时间，去感知自我意识。有了自我意识，才可以做到在规定性中去寻求一个最大的自我。

　　人不是机器，人跟AI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是肉体凡胎，会犯错误，会闹情绪，这些属于生命本真的东西，我都觉得是美好的。

　　比如司马光、王安石等等，他们都是内在极其充沛的人，所以他们才能向外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做得不算好，但他们做了。再看苏轼，当环境不允许的时候，他就向内回到自己，做一个最好的自己。他有那么多的乐趣，比如去制墨把房子给烧了，过两天又开开心心地，该干嘛干嘛。他们都活出了自我的精彩。

　　要认清自己，读书太重要了。人和书的关系跟人和人一样，要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去遇见。在某个时间点，你遇到的一本书，书里的东西可能正好是你所需，你们之间就会产生化学反应，说不定，你生命之中有一部分东西会被唤醒，甚至成长为你心中一个坚定的内核。

　　“我从来就对‘红’这种事儿不感兴趣”

　　新重庆-重庆日报：从2012年开始，你通过“百家讲坛”等平台不断被公众看见，甚至被视为“网红教授”，这种关注度会让你有困扰吗？

　　赵冬梅：我跟你说我没有，你信吗？我去“百家讲坛”时，它已经过了最火的时期，所以它能附加给我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不会有一飞冲天的感觉。

　　而且，我当时其实压力很大，因为在北大，我不会因为上了电视，就在校内评价体系中得到更多便利，比如评职称等，我仍然要靠写论文、写书来完成攀登。当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不可能沾沾自喜，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必须更加用功，哪里还有时间去困扰呢。

　　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录制的“百家讲坛”，我对于自己的研究和呈现是自信的，而且我从来没有重复过任何前人的观点，我甚至非常反感写作同类型的论文。

　　我对公众讲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从研读、梳理史料开始，去进入他的生平和他周围的世界，所以上节目实际也是做研究型工作。

　　正常来说，这个工作应该是从史料到论文，再到公众，而我越过中间环节，因为我不想重复。我觉得，我想明白了就能讲明白，公众就能听得懂。

　　既然是研究型工作，那么实际上是一种新探索。我面向公众讲的和面向北大学生讲的其实是两套内容，所以本质上是一个人做了两份工作，我的工作量增加了，完全没工夫去想其他的事儿。

　　比如“红没红”这种事儿我完全没想过，我从来就对“红”这种事儿不感兴趣。我之所以愿意对公众讲，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有意义、有价值。

　　新重庆-重庆日报：我们当然相信你在心无旁骛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客观的情况是，你的确很受欢迎，的确“红”了，关注度高了，也一定会迎来挑战和争议，对吧？

　　赵冬梅：我想我其实真不“红”。我可能是在向公众讲历史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信任，仅此而已。

　　说到被挑战和质疑，那确实是有。但有一个读者曾给我留言，我觉得很对，并且把他那句话奉为圭臬。他说：“赵老师，你又不是人民币，怎么可能人见人爱。”你看我的读者多厉害！

　　我的读者从小学生到专家院士都有。有一次，我在一场音乐会前碰到一位科学家，聊到了《大宋之变》，他问了我不少问题，他甚至注意到，《序言》里没有用“必然”，用了“应然”和“实然”。我当时就觉得他真是我的知音，因为我在序言里是不讲故事的，都是体现我的史学思考的一些干货，可是他竟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当我的读者读到了我的思考，并反馈给我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是无以复加的，原因在于，学术这条路非常孤独，不可能说一大帮人热热闹闹地，你还能进步。学术探索一定是孤独的，是一个孤身前行的过程。

　　还有一次在北京的万圣书园书店，我作为对谈嘉宾参加其他作者的一个分享，结束之后很晚了，有个男孩子走过来，他说自己是天津来的大学生，他以前读到的司马光是课本里头一个非常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但他从我的笔下读到了一个温暖可亲的可敬的司马光，一个更真实的司马光，他要特地感谢我。这样的读者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你看，我有那么多美好的读者，哪里还有困惑呢？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读者，和我一起营造了一个温暖的花园，我们在这儿交流知识，交流对历史的兴趣，也交流吃过的美食，看过的风景，还交流感情。如果这个算“红”了的好处，那我觉得我还挺享受的。

　　“历史学不存在危机，我遇到了一个‘蓝海时代’”

　　新重庆-重庆日报：从“百家讲坛”走向公众已经13年了，这13年对你意味着什么？当初上节目有怎样的预期？

　　赵冬梅：这个问题我也从来不想，我不喜欢回望，我总觉得发生过的都是好事，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没时间去回望。不过，我的观众说，13年过去有个明显变化，就是我现在的头发已经白了。这与遗传有关，倒不是做学问变白的。

　　当初上“百家讲坛”我没有任何预期。来邀请我的那位栏目编辑老师只说了一句话：“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觉得历史需要跟公众分享吗？”我立马就被打动了，因为这跟我学历史的初衷完全一致。我当时还那么年轻，还没有评上教授，是有职称压力的，但我真的被那句话深深打动了。

　　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和系里的邓小南老师等前辈也鼓励我去“百家讲坛”，说那个平台应该有我们专业学者的存在。所以我想我做了我该做的，而且也和我的读者、观众相互激励支持，非常美好！

　　我长期以来都在做两件事，一是面对学术界，一是面对公众，其实这是很辛苦的，但两件事我都很喜欢。

　　对我来说，需要平衡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界的认可度，以及公众需求，还有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自己觉得目前还做得不错。

　　新重庆-重庆日报：现在有个热门词“文科危机”，你作为历史学者感到危机了吗？

　　赵冬梅：我认为历史学不存在危机，我遇到了一个历史学的“蓝海时代”。有那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观众、听众，他们对于以靠谱的输出方式获取正确的历史知识的需求是巨大的。比如这次重庆“陆海讲读堂”的现场观众和浓厚的阅读氛围，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能够得到那么多面对公众的机会，还是想感谢“百家讲坛”以及做《中国通史》《苏东坡》《大足石刻》等纪录片的朋友们，是电视传播让我被观众看到并被接受，我得到了四处讲学的机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了解的需求非常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对质量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但我们的供给远远不够。那么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我们面前是机会，而不是威胁。我们应该努力去满足那些真正有阅读能力的、有思考能力的读者，那些读者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鼓励。

　　常常有一些学者批评，公众读到的什么历史是不对的，但，对的在哪儿呢？你给到对的了吗？我想，比给到对的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公众接受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去给。

　　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你有对的东西，还得有文采，文字要可亲，才能入心。我非常希望学历史的人和读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当然，非专业出身的历史写作者也做出了贡献，起码能让可能知识水平不那么高的普通读者对历史产生兴趣，我觉得那也是一道光。

　　而我们这些受过历史学良好教育的写作者，更加有责任提供我们认为“正确”的知识，当然这个正确需要加一个引号，因为没有绝对的正确，这里的正确就是我们的学养允许范围之内的对的和好的东西。

　　这是在写作和阅读上我们应该努力有作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