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需兼顾自我与社会，即使抒情散文也应点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一粒沙里见世界”的境界。观近现代散文写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大抵如是。在欣赏散文选集《到明朗处去生活》之后，“真”是我的第一认识，情感的“细”是另一认识。每一位作家的个性都在这个“真”与“细”里体现无遗。

　　散文选集《到明朗处去生活》，收录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36篇，作者有老舍、季羡林、汪曾祺、史铁生、迟子建、刘亮程等21位作家，每一位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作品虽各自的书写手法不一，但无独有偶，都是就身边的实际出发，以小见大，以小我见大我，而后成其厚重，见其斑斓。

　　《到明朗处去生活》共分6辑，每辑6篇。如果宏观一点讲，36篇散文都是与“炊烟”有关的那些事，而“炊烟”又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迟子建的《暮色中的炊烟》，将炊烟具象化，落到实处，以淳朴的语言、稳健地叙述，将一个特殊时期的炊烟，落户在北极村，中苏边境上，“那时候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直到“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就知道俄罗斯老太太已经不在人世。“炊烟”反映的人民的情怀也就可见一斑了。肖复兴的《饺子帖》，从北大荒到北京，从北京到美国，人与人的变换，场景与场景的变换，生活与生活质量的变换，而馅，始终是中国的，这是家国情怀的一种表达。

　　作家这个身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在对生活反刍的境况下产生的。对于过往与现在，作家在大脑里搅拌，而后于笔端进行流淌式呈现。过往，是基于现在社会环境和语境来界别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往，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将过往表现出来。真正的作家，是不吝述说过往的。也就是他们无私无畏，让后来人识古鉴今。他们的“真”，给今人识别过往的存在提供有力佐证，给今人识别今天的来由带来车辙。于此，我们可以想见，作家之“真”，与社会与人所存在的关系，有其不可低估的维度。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之于今天，于后来都是不可低估的财富，只不过，作家是最善于利用这笔财富的人。

　　散文写作的个性表达，应是摒弃伪装后的赤诚流露，有“事无不可对人言”的率真。如徐则臣的《风吹一生》，“回家以后母亲告诉我，每一个旋风都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他们常常来到村里拐带不听话的小孩”，而“我不是很相信，因为没有一个旋风曾经把我拐跑”。这固执的认识，到后来推翻了之前认为祖父及乡邻也是随风老、随风灭的想法。得出结论，“至于老人，使他们衰老的，是岁月和他们自己”。这与谁都无关。风在这里，除了自然的风，应还有人情世故、社会现象之意。

　　我曾在给朋友散文集的序里说，散文写作是十分自由阔大的行为，但其艺术形式的有力支撑点在于“真”，不管是写生活中偶发的、片段的事与物，或是写“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文，贵在敞露心扉，行文之思想轨迹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通感，给人以阅读之快的同时，到达生活的、知识的另一个台阶。在这里，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句，散文的“真”，于作者来说是反观内心的必由之路，我们将曾经的“真”摆出来，也可以说是给社会留下历史的痕迹，给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行的依据。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完全作为历史资料，但或许能作为一个时期历史的切片呈现。

　　散文写作中的“细”，那是与自身经历息息相关的。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从葡萄的一月开始写到它的十二月，轻快的语言风格，明细的表达方式，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种植葡萄的教科书。李娟的《散步》，则把生活的炊烟气息隐藏在鲜活的日常里，明里似乎说的猫，其实是说我妈，一个有爱心而有趣的老太太，可以“借猫”，可以“遛猫”。猫凶狠，可以与狗斗、与牛斗、与“不服”的势力斗，但它却是跟屁猫，是散步队伍里的一员。这个队伍的组成——猫、狗、鸡、鸭、兔子，而队长是我妈，“满脸‘队伍不好带’”，写得妙趣横生，妙境嫣然。

　　季羡林的《老猫》，细致地描述一个爱猫养猫之人对猫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等脾性的观察，甚至向猫学习，发出富含哲思的关于人与猫的同与不同、能与不能的追问。刘亮程的《寒风吹彻》，围绕“我”的经历，给我们一个接一个场景，一个接一个画面，最终落脚在母亲身上。这部作品既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境域的挽歌，也是对自然规律的挽歌。一路阅读，一路疑问随增。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结尾的拷问：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于是乎，好的散文到底是怎样的？与时代的联系又是什么呢？除了笔力、技巧，我认为贵在参与过那种生活，深入过那种生活，感悟过那种生活，所以形成作家的精神原乡；贵在从表达的“真”与“细”里孵化，是为明朗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