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我市作者鹿远长篇小说处女作《直道》，扉页赫然印有包拯诗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昭示了小说修身、养心、明道的创作初衷，也显示了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加速，尤其是世纪之交及之后社会变迁裹挟之下的人心与世道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形象而真实地描述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型现象，如何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寻找到一枚内心的定海神针？这正是作者在小说《直道》中所苦苦探求的中心主题。

　　小说通过主人公师鲁直人生的起伏，描绘了在自我内心坚持与现实世界裹挟中艰难行旅的生动图景。这部作品并非仅是对师鲁直个人命运的书写，亦非只是直道而行的为官哲学，更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刻记录。无疑，《直道》给读者带来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镜像与直道精神的当代诠释。

　　反映社会变迁只能通过人来实现，虽官即人，但官员的身份似乎更能很好地连接人、社会和转型变迁之间的微妙关系。《聊斋志异》中的济南同知吴公“刚正不阿”，面对上司分摊赃款的非法要求，吴公毅然拒绝：“某官虽微，亦受君命。可以参处，不可以骂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损朝廷之禄，代人偿枉法赃耳！”这种“直道敢行”的精神在师鲁直身上得到了当代诠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坚守正义。小说作者在波澜起伏、情节曲折的故事讲述中，其笔下的为官之道令人信服，也能切实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变迁轨迹。小说取名“直道”，正是出自宋代包拯诗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清廉之心是为政根本，正直之道是立身准则。这道出了为官的本质，而且包拯的形象千百年来深入民心，引其诗句以诚意正心，委实恰如其分。

　　值得称道的是，小说透过师鲁直数十年为官工作环境的描写，展现了当代官员在面对利益诱惑时的抉择与坚守，鲜明树起直道立身做人准则的旗帜。当然，这种“直道”精神并非只体现在师鲁直一个人身上，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直道”人物形象，温柔又泼辣的妻子、沉默又有担当的老师、朴实坚韧的母亲，这些人物都以各自的方式践行着直道精神。明辨是非、公正无私的品质在《直道》小说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价值追求犹如一根正直的脊梁，也正是能让这部小说挺立起来、为人所称道的原因所在。

　　“直道”有着鲜明的道德价值指向，但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宗旨当然并非纯粹的教化。或许我们只看到精彩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因为他的这种“教化”是文学式的浸润，而非粗浅的说教。或许作者并非刻意追求“为天地立心”的境界，他只是将“直道”作为一面镜子，自证和明心。但其作品问世之后，其价值是溢出性的，并非能由作者自身所左右。正如儒家通俗读物《围炉夜话》中所言：“以直道教人，人即不从，而自反无愧，切勿曲以求容也；以诚心待人，人或不谅，而历久自明，不必急于求白也”。也即，小说其道之“直”，是通过无形之“曲”（故事波澜壮阔）来实现的，是通过师鲁直与周围人的交往，来展现其人际劝谕智慧的。

　　尽管小说的正道是写人而非述事，但《直道》时代气息浓厚，对社会变迁中“人”的直道坚守，往往又是时代变迁与人物命运的交织。面临时代的大转型、大变革、传统价值面临挑战，这种对直道精神的弘扬弥足珍贵。毕竟，儒家“直道”理念有着强烈的现实和实践指向，贯穿于修身与为政之中。小说通过师鲁直数十年几经起伏的为官人生历程，终将个人修身之直道与为政之直道打通，体现了周敦颐所说的“动直则公，公则溥”的逻辑路径。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人性和社会的各种“丑陋”往往大行其道，是非难辨，而坚持直道需要极大勇气。从而，小说真实再现了以师鲁直为代表的一类人的挣扎与坚守，同时也呈现了直道精神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起、持存与延续。

　　小说作者在时代转型期固守本心，彰显勇气，也回应和践行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说的“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无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所以，在我看来，小说是写给作者自己读的，也是给普通民众读的，其故事之下告诉人们行直道还需自省和勇气。这个启示也无异于一次难得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