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重庆，两场图书推广活动不期而遇。一场是重庆出版社新书《只有一条长江》的发布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一场是作家阿来以“用人文与生态的双重眼光打量山河”为题的分享会，在重庆金融会展中心举行，在分享会上阿来重点介绍了他为黄河源立传的新著《大河源》的创作情况。一条大江、一条大河，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出发，自西向东并行流过神州大地，带着对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共同关切，同时呈现给我们的阅读。

　　在2025长江文明论坛在渝举办之际，《大河源》中对黄河源自然景观、地质变迁的科学展现，对多民族交融文化记忆的深度挖掘，与论坛“跨越江海 文明互鉴”的主题不谋而合。

　　阿来最初的计划不是“大河源”而是“三江源”，他为这个庞大的计划上了长江源、黄河源和澜沧江源，用双脚走到了三江最初的源头。按照阿来在后记中所述，因为三江源在地理上差异太小，在人文方面差异太大，三江并写会轻重繁简很不均衡，他希望在有更多观察、更多体验之后，再来为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立传。因此，他改变了写作计划。

　　手捧《大河源》，当我读到阿来溯源至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约古宗列盆地，站在约古宗列曲的第一个泉眼前，看到黄河的第一滴水、第一汪泉，禁不住身体震颤、热泪漾动时，我推测，在此时，阿来就起了为黄河源单独立传的心。他在黄河的源头献上一条哈达，酹上一杯酒。黄河源背负得起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为它专门立传。阿来极具仪式感地记下这条滔滔流淌5464公里的中国第二长河流的神圣源点：海拔4640米，东经95°59’25”，北纬35°01’35”。

　　我不确定为一个城、一座山、一条河立传的标准模式是什么。是按照时间线罗列其大事？是按照区域线展示其方物？阿来没有这样写，他的手跟随他的脚，走走停停，脚到笔到，详略只随心境。

　　传统意义上的“传”是客观的、冷静的；阿来的文字，有照相机式的细致记录，更有发自文学良心的抒情和叩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河源》不是标准模式的传。它像非虚构写作，却不侧重史海钩沉和资料考据；它像大散文，但又突破了大散文的审美维度，加入了更多的科学视点。这是一种新的跨文体的探险，也许用阿来自己的话来表述更为准确：“我会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以前可能更注重情感表达，现在则更追求全面、深入地展现自然和人类的关系，通过作品引发读者对自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可以说，阿来的诗人、科技期刊主编、小说家、散文家身份，都在为这样一部以“大”为名的作品做准备。这是写作高峰期的阿来，以学者的广博、智者的深邃、诗人的灵动、科学家的精确，带来的具有了神性的汉语作品。

　　在苦寒的高原寻找大河的源头是艰难的，即使出生成长于川西北高原的阿来，也在蹚过一片泥淖，爬上一座土丘时头晕眼花，仰身躺下大口呼吸。但阿来在回头抒写这一行程时，一定是过瘾的。他笔随神思，快起来他可以一行千里，慢下来他可以用一页、两页的文字耐心描绘一茎野草和它寂寞地开着的花。读他的文字是过瘾的。我可以在翻过一页时随他横跨过高原，也可以停下来一句一句细闻文字间散发出来的野蛮的花香。《大河源》中大量源于藏语和蒙古语的地名，如错日尕则、玛查理、阿依地、莫格德哇，对我这样习惯了汉语阅读的人具有神秘的吸引力。

　　阿来对动植物了解之广、理解之深，让人啧啧称奇。他在书中观察、记录的高原动物不下百种：普氏原羚、凤头潜鸭、沙狐、大𫛭……我们只会说“看见一只鸟”，阿来则精确地写出“棕头鸥张开翅膀悬浮在空中”。他辨出的植物更多，有几百近千种：总状绿绒蒿、垂穗披碱草、委陵菜、露蕊乌头……我们只能看出两种野葱有不同的颜色，阿来则确定地说“我认出来，紫色花的是甘青韭，淡黄色花的是镰叶韭”。走进阿来的文字，就像随着他走进黄河源，能感觉到踩在草地上的潮湿，看到时断时续的草色，嗅到着隐隐约约的花香，听到声线各异的鸟鸣。他会指着左边的山梁，说，看，那是藏野驴，马科动物，像马而不像驴。

　　《大河源》是第一本关于黄河源的大传，30万字，带着读者回溯三千年、三万年的时间流淌，跨越13万平方公里的高山和宽谷。这是一次愉快的时空悠游，是一次历史之游、地理之游、艺术之游和生态之游。当然，愉快之余，也有对生态困境的担忧和生态保护与牧民生产矛盾的思考。黄河与长江、澜沧江的美是各自独特的，但它们生态保护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是共同的，我们需要建立的生态良知是共同的，为此我们更加期待阿来完成三江源的完整叙述。

　　长江在等着阿来，澜沧江在等着阿来，我们的阅读在等着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