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人民日报》与《重庆日报》聚焦报道了重庆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一项创新实践——江北区观音桥街道“社区合伙人”制度。曾经的破巷子变为日均游客超两万的城市会客厅，无论是设计师张贝蒙团队对邻里中心的匠心改造，还是罗晓欢负责的数字食堂对年轻白领的精准服务，抑或是79岁陈远秀老人作为社区导游的身影，都在这种新模式下得到了诠释。

　　透过治理成效，我们来探寻其成功的底层逻辑。笔者认为，社区合伙人的真正本质，并非一套简单的管理方法创新，而是一场以社会资本增值为核心的社区治理变革。所谓社会资本，在这里，就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因各种关联（如社会网络、互惠规范等）而产生的信任和资源。

　　这场变革的第一个层面，便是将社区治理的目标，从单纯的任务导向转向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经营。

　　传统的社区治理，多是任务下派、被动执行的模式。而在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当花艺师朱佳丽主动请缨，自费将一个卫生死角改造成人人喜爱的最美转角口袋公园时；当咖啡店为社区导游陈远秀递上专属热饮以示感谢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环境的改善或一次性的服务，而是信任的建立、善意的循环。这个过程，就超越了解决问题这个单一结果，让邻里关系这张无形的网络越织越密，不断为社区的社会资本充值。当这本账愈发厚重，社区的内生凝聚力和应对未来挑战的韧性也就越强。

　　如果说社会资本增值是目标，那么政府角色的重塑，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这是变革的第二个层面：政府从台前的划桨手，转变为身后的赋能者与平台搭建者。

　　社会资本的生长，需要宽松且有活力的土壤。社区合伙人模式的智慧在于，政府有意识地退后一步，精准搭台。一是赋权，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在邻里中心改造中，政府并非大包大揽，而是充分信任并授权给像设计师张贝蒙这样的共建合伙人，让他们得以巧妙融入老纺织厂的文化记忆，打造出有温度的公共空间。二是搭建平台，创新“场地换服务”模式。社区为数字食堂、健康小屋等共创合伙人提供优质空间乃至免租政策，以此换取普惠的社区服务。政府的这一角色转变，实质上是从管控思维走向了激发思维，通过为社区赋能，最终为自身减负，激活了蕴藏在民众与市场中的智慧。

　　有了目标和前提，还需要可持续的内在驱动力。这便是变革的第三个层面：构建一套以获得感为核心的激励闭环，驱动居民从被动参与走向主动创造。

　　仅靠行政命令的参与是不够的，源自内心的认同和价值实现，才是最强大的动力。社区合伙人的激励设计，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一方面，是可触摸的获得感，报道中提到的自治金就是范例。托育、养老等机构的部分利润注入自治金，再用于增设哺乳椅、儿童餐椅。这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闭环，让居民的付出能被看见、能有回报。

　　另一方面，是高层次的成就感，陈远秀老人那句“以前觉得治理是社区干部的事，现在觉得给游客指路，把家门口扫干净，都是在建设家园”，朴实地道出了居民从旁观者到主人翁的心理蜕变。这套从他驱到自驱的动力转换机制，最终点燃了居民主动创造的热情。

　　总之，观音桥渝北社区的合伙人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现代城市治理的剖面。它带来的启示是：社区治理的最高境界，除了“一事一议”等精细管理，还有持之以恒的社会资本培育。当信任成为社区的“通用货币”，当合作成为居民的共同习惯，一个更具活力、更加和谐、更有温度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便已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