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荐的渝版好书《曾经渝商》和《嘉陵十卷》，是两部扎根重庆历史与文化的佳作，从不同维度诠释了重庆的坚韧与灵动，值得读者细细品读，感受重庆的人文魅力与历史底蕴。

　　——编者

　　读罢《曾经渝商》（重庆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不免有几分思考。

　　渝商，就一般意义来说，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但要大胆地喊出来，我们似乎还不够自信，因为耳熟能详的是晋商、徽商、浙商、粤商等。

　　这涉及几个方面：一是从古代商业上的考量，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传统；二是从近现代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过程进行考量，虽说重庆是长江上游的工商重镇，不过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是重庆工业门类齐全，而比较淡化商贸特别是金融方面；三是重庆处于内陆地区，相对沿海的改革开放来说确实属于后开放地区，仿佛底气也不足。

　　我觉得这里有认识误区，甚至在历史事实的梳理与学术研究上也有所不足，因此造成自信心缺失。

　　先说传统，重庆古代历史上就有我们自己的工商“大咖”。她就是战国时巴郡的巴寡妇清，这位丹砂女王，曾给秦始皇捐巨资。再说现代渝商，他们有鲜明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特征，我认为《曾经渝商》从多人物、多角度给出了答案。

　　《曾经渝商》作者申平之是湖南人，曾经在商海搏击30余年，1997年落户于渝。多年来，他潜心阅读、思考和研究民国时的重庆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各种背景资料，有数千万字，从中筛选出30多个渝商，再精选出7个人物（包括家族）进入《曾经渝商》。他们是：卢作孚、刘子如、杨粲三、康心如、古耕虞、任宗德、刘航琛。从他们从业的领域来看，代表了很多方面。下面择其要处试作分析。

　　第一，作为渝商代表，作者将他们放置在近现代历史风云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呈现其独特的精神价值和人生追求，其核心就是舍利取义，为国为民。这跟以商业利润最大化作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是根本不同的。

　　卢作孚曾领导国内最成功、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民生公司20余年。1938年底的“宜昌大抢运”是他和民生公司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高光时刻。老先生刘子如又不同。1937年12月，67岁的刘子如担任四川的第一个前线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率队奔赴抗日前线。这位以做缝纫机生意发家的老人8个月里“服务地带蔓延八省，跑了上万里的路”。

　　作者还写了银行家康心如、猪鬃大王古耕虞等在抗战中的作用和贡献。同时，许多渝商在抗战中表现优异。渝商，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在抗日救亡这个大时代里有情怀、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甚至敢于牺牲，不负历史的赋予。

　　第二，重庆在中国西南金融业的开拓和发展，占有重要地位，而到抗战时期，更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渝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15年3月16日，重庆出现了本土民族资本经营的第一家有影响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本书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写了杨文光、杨粲三家族如何创建和发展壮大聚兴诚银行，包括如何处理主营业务（银行）与多元业务（外贸、航运业）的关系，如何与地方军阀抗争，如何应对外部竞争平息挤兑风潮，以及以诚信为核心的一整套生意经等。

　　1922年4月，重庆诞生了西部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银行总经理就是陕西籍在渝经商的康心如。康心如被重庆金融界称为“泥水匠”，意指他善于居中调和，人也儒雅温良。同时，书中所写的刘航琛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经营奇才。作者用了两个实例表现他解决问题的才干。一是到《大中华日报》查询亏损原因，3天就解决了问题；二是重庆铜元局严重亏损问题，他用了9个月就还债付息，填补亏损，扭亏为盈。处理更复杂的情况刘航琛也得心应手。

　　第三，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集，在确保文从史出的前提下，作者在人物塑造、人性发掘、人生哲理及各种复杂性上也有精彩呈现。

　　写聚兴诚银行的创立和发展，是结合杨文光、杨粲三家族的矛盾冲突纠葛来反映和表现的。其中有三组关系。一是杨粲三与父亲杨文光，父亲也看到了杨粲三的才干，但他希望杨希仲来接班；二是杨粲三与二哥杨希仲，两人在经营方向、人才使用及性格脾性等方面完全不同，本来兄弟情深，结果一拍两散，登报拉爆；三是杨粲三与同父异母的弟弟杨季谦的矛盾，未料到杨季谦联合内外部力量，当面直逼杨粲三辞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写刘子如的标题是《不负慈善不负国》。而文章的开头就充满悬念：慈善家刘子如被指责和控告“诈捐”。“诈捐”官司解决，刘子如正名，不过老先生上前线慰问之时，“后院”又起火。刘子如不仅创办私立孤儿院收留孤儿，同时他个人也收养了两个孤儿。其中养子刘福田在重庆犯案又赌博。刘子如只得从前线返渝解决问题。行善反被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人之向善的本质和倾向不变，富人和穷人的善举绵延不断。

　　刘航琛是经济界的奇绝之才，性格上却狂傲自负。他一生纵横江湖，却因为过于自负错误判断政治大势落得一贫如洗，晚景凄凉。对刘航琛，作者自有态度，批评他写回忆录时不提自己的陋习，特别是对自己的错误判断和错误选择毫无反思。

　　作者对民生公司也非一味溢美。由于时局不稳，经营困难，还因为管理松懈，服务质量下降，民生公司的口碑和形象也受影响。管理问题引起连锁反应，1940年初，民生公司就接连发生两起航运重大事故，死亡者众。这种史笔写法呈现出企业发展中真实性和复杂性。

　　作者在写作《曾经渝商》时，我觉得是投入的、沉浸其中的。作者经商多年，显然，他不仅懂商战而且懂商道，这使他写得不生硬、不露怯。书中镌刻的渝商群像，是用实业报国的坚守者，他们用生命温度熔铸的商业史诗，终将在时代的淬炼中，化作滋养未来的永恒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