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高低错落的楼宇间，两个相隔数十公里的社区正上演着相似的治理叙事。江津鼎山街道的物业竞标会上，居民代表举着打分表反复比较服务方案；南岸兴隆苑小区的楼道里，银发孃孃们拿着施工图纸逐户调解矛盾。

　　这些看似迥异的场景，实则指向同一个命题：在超大城市治理中，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关键，不在于财政投入的多寡，而在于治理机制的焕新——把单向的行政推力，转化为多方共治的协同合力。

　　平桥二号还房小区的物业选择权交给居民，兴隆苑加梯方案由“孃孃团”主导调解，本质是一场基层治理主体关系的重塑。当政府从“大包大揽”转为“穿针引线”，治理便不再是单方面的“管理”，而是双向的“契约”。江津居民用82%投票率选出物业公司，南岸住户历经近十次协商敲定电梯方案，印证了朴素真理：越是复杂的民生工程，越需尊重群众主体地位。

　　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核心在于治理关系的重构。当政府甘当“服务者”，居民勇做“主理人”，再顽固的治理沉疴，也会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