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勇”体现了重庆人从古至今的忠诚勇敢，高度凝练了重庆的集体记忆和社会共识。“忠勇”是坚忠与智勇、大忠与大勇的有机统一，既是对伟大民族精神的弘扬传承，又蕴含着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时代要求，充分体现重庆人忠诚勇敢、重信守诺的独特人文气质。新时代传承“忠勇”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勇担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忠勇”精神内涵丰富，是重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成果，具有鲜明的重庆辨识度。“忠勇”是“忠”与“勇”两种精神品格的有机统一体。“忠”即忠诚、忠信之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忠”的品德，认为“天下至德，莫大于忠”，也特别强调“公忠”“忠恕”等观念，要求人们尽忠为公、尽忠为国。新的时代条件下，“忠”的内涵主要是指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以及重信守诺、诚实守信等价值观念。“勇”即勇敢、勇猛，体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魄。山高路陡、江河阻隔，没有磨灭重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而磨砺了重庆人不惧艰险、激流勇进的秉性，并逐渐积淀为敢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勇，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是对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礼赞。新的时代条件下，“勇”更强调勇于斗争、勇担使命，也就是要以一域服务全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忠和勇是相辅相成的，忠诚为勇敢之基，勇敢为忠诚之行。离开忠诚的勇敢只能是一种“匹夫之勇”，离开勇敢的行动，忠诚就难以落到实处。同时，还需要把“忠勇”精神同“坚韧”“开放”“争先”精神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此才能全面把握“忠勇”精神的内涵。

　　“忠勇”精神源远流长，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早在3000多年前，古巴人便凭其坚毅劲勇的精神而立足，《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战国时期，巴蔓子“割首留城”，忠肝义胆、忠信两全；南宋末期，长达36年的钓鱼城保卫战创造了“独钓中原”的奇迹；辛亥革命时期，邹容的《革命军》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无数先烈先驱对党忠诚、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以大无畏的英雄壮举进一步升华了“忠勇”精神。大革命时期，出生于重庆的赵世炎、杨闇公、刘伯承、聂荣臻等先辈以赤子之心寻求救国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磨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本侵略者对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进行大规模长时期的无差别轰炸，重庆人民没有任何退却，以“愈炸愈强”的铮铮铁骨成就了英雄之城的美名；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尽最大努力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重庆解放前夕，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以“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为特质的红岩精神生动诠释了大忠大勇的重庆城市品格和集体人格，与重庆城市精神交相辉映，成为重庆城市精神之魂，成为新时代我们继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弘扬“忠勇”精神，要求我们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一是勇挑政治责任。坚持“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时刻对标对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勇担重大使命。对标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和党中央赋予重庆的战略使命，主动把重庆工作摆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思考和谋划，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发挥“三个作用”，建设“六个区”上展现出更大作为，更好担负起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的使命任务。三是勇趟改革深水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重庆要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要全面领会把握这些重要部署要求，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直面制约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突出改革求变、改革突破工作导向，敢啃硬骨头、敢涉深水区，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促进各方面制度有机衔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快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全力打造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