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2011-2014），是作家格非创作的长篇小说，包括《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作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对历史和现实郑重负责的态度，深切注视着现代中国的壮阔历程。以百年的跨度，在革命史与精神史的映照中，处理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性命题。三代人的上下求索，交织着解放的渴望和梦想的激情，在兴衰成败与悲欢离合之间。

　　题记：江南残梦，历史宿命；精神重建，个人实现。

　　能不忆江南？何处是江南？

　　这样的感怀与追寻，之所以长久地交织于无数人心中，那是因为，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历史记忆，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一种心理意象，是一种价值判断。

　　江南秩序，江南文化，江南气质，江南腔调……这一切，都让人觉得，理想的乌托邦、梦中的桃花源，最适合在江南安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江南和桃源梦，是具象和抽象的互文。

　　只是，梦醒时分，遇见真江南之后，又总会面对太多的灰暗与浮躁，让人不经意间就从诗意跌落到失意。

　　文学里的江南，往往要比现实世界更加开阔，更有纵深，更为密实。读懂江南，可以从魏晋六朝以来淡雅婉约的诗词中寻迹，也可以从明清两代性灵的小品文中透视。当然，越过古典来到现代，江南的地理印象也越发清晰，可以跟着俞平伯去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随着苏童去逛那条暗影斑驳的香椿树街，沿着叶兆言写的江南旧事去打捞历史的老物件。

　　不过，要祛除笼罩在“江南”这个文化概念上的迷雾，则需要跳出这些自然景观和物质器具，以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视野来审视江南的时代性格。对此，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无疑提供了更好的镜鉴。

　　“江南三部曲”分三部，即《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格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酝酿构思，随后，静心沉潜，精耕细作，于2004年出版《人面桃花》，2007年出版《山河入梦》，2011年出版《春尽江南》。2012年4月，历时十几年，完整的“江南三部曲”终于面世。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成书，人物和地理又有着一定的线索连接，由此，历史命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思考闭环。

　　格非是个学者型作家，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既有灵思飞扬的才情，又有系统深刻的思想。显然，面对“江南三部曲”这样蕴藏着深厚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要成为其理想读者，就必须要跨越一定的文化思想门槛。

　　当下文学评论有两种声响，一种是学院派在玩弄晦涩难懂的概念符号，不加节制地贡献媚语口红；一种是所谓民间独立批评者极尽刻薄之能事，抛开文本、结构、思想的系统性分析，简单围绕那些具有感官刺激的描写进行讽刺谩骂。特别是个别自以为是的野生文艺评论家，以“骂遍”名家的方式招摇过市、博得薄名，其实就是在制造文化戾气。比如，有人就专挑名家作品中的性描写，对包括莫言、贾平凹、乔叶等人极尽嘲讽。这一点，格非和他的“江南三部曲”也同样难逃厄运。这种文化心胸格局，窄了，小了。

　　“江南三部曲”能以票数第一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本质上还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值得信赖的艺术价值。近几届茅奖评选实行打分制，给这项文学评奖赋予了较为厚实的“民主评议”特质。从整体获奖作品的质量基本面来看，几乎不再出现前几届那种吊诡的评选结果了。诸如《都市风流》《骚动之秋》等后来几乎不再被读者记忆的茅奖作品，如今追溯到评奖环节，都能看到一些踩踏“程序正义”的人为干预。而随着评奖机制的日趋完善，随着文艺价值次序选择更具共识性，对待茅奖这种代表着国家最高文学荣誉的作品，读者当然需要摒弃浮躁、心怀敬畏，这本身也是应有的文化自觉。

　　独立批判是高贵的品质，但把刻意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甚至是恶意攻击也说成是文学批评，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悲剧了。格非能把文学叙事和哲学思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对“江南”的精神内涵和现实秩序进行更有体系性和逻辑性的思考，这样的文艺价值，当然不应被轻慢与亵渎。

　　语言是作家和作品的脸面，也是气质。凡是一流的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个语言学家。在茅奖作家中，作品的高度虽然不能完全与文笔划上等号，但好作品在文本与艺术上，一定都在某个高位达到平衡。莫言、迟子建、宗璞、陈忠实、苏童、毕飞宇、格非、徐则臣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莫不如此。经过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写作实践的格非，其语言风格是古典的，是诗性的，是有书卷气的，是充满意象的，是有抒情性的，是有音乐节奏感的。当然，格非语言也无处不在地充满哲思性。这样的小说，是留白的，是耐读的，是有带入感的。格非就是在用充满美感神韵的文本，养护他笔下的“江南气质”。

　　“江南三部曲”书写的是在“大历史”的转折点，个人在实现生命价值时遭遇的困境，来引导人们关于世界观、历史观、生命观、生活观的深刻思考。

　　从人物关系角度看，“江南三部曲”写了一个家庭近百年的“秘史”；从故事地点看，“普济”“梅城”“花家舍”等江南地理的安放地，被格非用来作为江南的表征。从时间内容看，《人面桃花》主要写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知识人群的人间桃花源情结，以及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探索追求；《山河入梦》集中在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权力阶层开启的那场具有“乌托邦”式色彩的社会实践；《春尽江南》则是聚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社会发展，来透析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江南三部曲，百年沉浮梦。《人面桃花》展示的是一个恍惚迷离的江南，《山河入梦》揭示的是一个疯狂失序的江南，《春尽江南》描写的是一个颓废绝望的江南。这样的江南诗意消亡历程，无疑正是在沿袭着以江南士人精神为代表的“道统”溃败、士人风骨沦陷的文化脉络，最终将历史浓缩于一个家族的百年命运变化，来铺陈一部古典诗意江南的现代颓败凋零史，让人们听到一曲关于文化江南生命消解的挽歌。

　　在《人面桃花》中，无论是陆侃为建设世界桃源的梦想发疯，还是土匪头子王观澄建成人间桃花源的突兀，抑或是张季元、陆秀米等中国第一代革命者建设理想社会的幻灭，都清晰表明那个时代的江南情结，只剩下了执念或私心。在《山河入梦》中，郭从年建立的花家舍，具有乌托邦式的美好表象，但这里的“大同世界”实质是由专制集权的威压来完成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看似人人平等，其实人人自危，除了强权不受监督，普通人只能处于无孔不入的监视之中。试图革除制度弊端的县长谭功达，最终也只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作为“江南三部曲”的终结篇，《春尽江南》展示的则是现代欲望社会的秩序紊乱和人性迷失，主人公庞家玉从单纯的诗歌爱好者转身为逐利的律师，甚至在解决自身房产纠纷时还选择动用“黑社会”力量，在欲望包裹之中逐渐背离了良心与爱心。人性、文明、法治的沦丧，让江南再无春日，让精神家园走向荒芜。

　　花家舍，是三部作品中都写到的地点。在《人面桃花》中，花家舍是桃源图、桃源梦的实验田，是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者的集散地，是超越身份鸿沟有着共同生活愿景者的灵魂栖息地。那样的花家舍，只是活在古典残梦之中；到了《山河入梦》里面，在大历史的风浪冲击下，这样的“江南遗梦”渐然被惊醒了、刺破了、清洗了，制度变革的冲击力瞬间荡涤掉传统的人性伦理；最终在《春尽江南》里，花家舍在利益驱动下，陷入疯狂开发的物质洪流中，曾经的传统江南变成了一个表象繁华的灯红酒绿地带。至此，当年陆侃想把各家各户连接在一起的风雨长廊，经历了近百年的岁月烟云后，也彻底失去作为文明价值观的纽带价值，只能充当花家舍吸引游客的逐利工具。古典的文化江南，就如同这三部作品的三位女主人公——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在默然中香消玉殒，缓缓走向历史的尽头。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能不忆江南”，真正的好江南，一定不只是好风景。“何处是江南”，这样的无奈慨叹，更不会只是因为江南春色难觅的遗憾，而是对历史、社会、生命等社会哲学问题的现实求解，陷入了长久的困境。桃花源和乌托邦，都只是南柯一梦。真正的美好社会，依然未能成为被所有人都清晰看见的现实图景。在“大历史”的转折年代风雨中，如何实现个人价值，需要呈现更为理性的时代答卷。

　　人面桃花，历史残梦；山河入梦，不见自我；春尽江南，失魂落魄。在谈论江南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只是在谈论风景；在怀念江南的时候，人们都应该知道要怀念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