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调查大足石刻的他们为川渝留下共同的精神财富何以为家,一只孤雁失群以后穿越千年的西域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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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调查大足石刻的他们为川渝留下共同的精神财富
何以为家,一只孤雁失群以后
穿越千年的西域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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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第一批调查大足石刻的他们为川渝留下共同的精神财富
——对话《漫长的调查: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作者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作者:萧易,作家、学者,专注于文博领域写作,出版有多部著作。

  《漫长的调查: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四〇年一月,梁思成在大足。(受访者供图)

  84年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大足北山佛湾留下了一帧照片——

  那是1940年1月下旬,川渝的冬季,天气湿冷,梁思成戴了一顶巴拿马帽,手拄拐杖,侧坐在一块石头上,抬头凝望。他视线的方向,是一大片密集的摩崖造像。造像下方荒草丛生,画面之中涌动着无尽的沧桑……

  “大足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后期加入的一站,梁先生在当时还是荒野的北山留下了照片中这个珍贵瞬间。”近日,作家、学者萧易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梁思成、刘敦桢等营造学社成员是第一批调查大足石刻的学者,却没能成为这一重大成果的第一发布者。在新书《漫长的调查: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以下简称《漫长的调查》)中,萧易将营造学社与大足的因缘际会娓娓道来,“比营造学社晚5年,马衡、顾颉刚等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确认了大足石刻作为宋代石窟精品的重要价值,并将之公之于世,引发轰动。”

  如今回望,这趟漫长的调查的确不无“遗憾”。“谁也没想到,它会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古建调查,成了‘绝唱’。并且,这次调查的成果随后被尘封数十年,直到2019年才陆续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萧易说。

  1940年底,营造学社迁至四川李庄。时局维艰,学社经费困难,再无力组织大规模野外调查。梁思成一边照顾肺病卧床的妻子林徽因,一边撰写《中国建筑史》;刘敦桢于1943年接受中央大学建筑系之邀离开李庄。1946年,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由梁思成负责组建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此,作为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营造学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018年,萧易认识了梁思成遗孀林洙,得知她还存有川康调查的3100多张照片,于是说服林洙授权将照片交给他整理出版。2019年,萧易在四川省文物局支持下,重走当年之路。

  他带着那些照片去了重庆、成都……去到调查涉及的川渝两地每一处,与当地文物部门一起,一张张核对巨量照片,重新调查营造学社考察过的那些古建、古迹,了解它们今天的状态。

  “80年弹指一挥间,很难想象,那些古建、古迹经历了怎样的命运。”3100多张照片犹如一幅巨大的拼图,经过5年的重走调查,萧易基本弄清楚了照片中古建、古迹的状况,以此为基础,他主编了《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六册),并把这5年重走的经历,写成了《漫长的调查》一书。

  这部作品,是萧易对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一次全面回顾与致敬。“循着学社之路重走,除了试图还原、重构历史画面,我更期待与读者一道穿越历史云烟,感受国难当头之时,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前辈的家国情怀,与那段辉煌的历史、那些高尚的灵魂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他说。

  始于重庆终于重庆,他们173天走过35个县

  新重庆-重庆日报: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是一次怎样的调查?

  萧易:营造学社毫无疑问声名赫赫,集结了梁思成、刘敦桢等著名学者,为中国古建筑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对唐、宋、元、明古建筑的系统考察,梳理出唐代之后中国建筑的清晰脉络。

  1939年1月,迁至昆明的营造学社在完成云南部分地区古建调查后,将视野投向四川,酝酿了一次更久远的调查,调查区域涉及当时的四川省与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销),故被称为“川康古建筑调查”。实际上这趟调查涉及的区域,正是现在的川渝地区。

  整个调查从1939年8月27日持续至1940年2月16日,173天时间里,学社跨越川渝地区35个县,调查古建、崖墓、汉阙、石刻造像等730余处,拍摄了3100多张照片。其中,今天的重庆渝中区和合川区,成为调查的首站和最后一站。另外,这次调查在营造学社所有的调查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也成了最后的“绝唱”。

  对重庆的深入调查,让学社调整了考察重点

  新重庆-重庆日报:重庆为何会成为这趟漫长调查的起点和终点?

  萧易:主要是交通状况决定,当时从昆明入川,第一站到重庆市区最方便。而且重庆是大后方,学社同仁的很多朋友都迁来重庆,可以提供帮助。合川成为最后一站纯属偶然,因为最初设计路线是从重庆至成都,再以川北金牛道沿线、川东嘉陵江沿线调查为主,潼南是最后一站。但他们在潼南听说大足石刻之后绕道去看,于是便从铜梁、合川经重庆市区再回昆明。合川也有丰富的石窟资源,他们停留的几天调查了濮岩寺等古建,有不少发现。

  说到重庆对整个调查的意义,我想,重庆作为首站重要性并不在于调查量的多少,而在于对有限几处古建的深入调查让学社意识到,四川木构古建大多已毁于明末清初战乱,明代遗存很少,更别说宋元。因此川康古建筑调查应调整,以汉阙、崖墓和石窟为重点。这在刘敦桢的日记里有明确写道,此时调查刚开始一周左右,及时调整非常明智。

  营造学社之“绝唱”,期待川渝两地携手研究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与川康古建筑调查这段历史“重见天日”是如何结缘的?

  萧易:2008年,央视导演胡劲草拍摄梁林纪录片,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档案馆找到一个蓝布包裹,里面有560张四川广汉的老照片。2018年,我根据这批照片写了《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一书,并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策划举办了“影子之城”特展。广汉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老家,这些照片是1941年他委托营造学社前去拍摄的。我因此认识了林洙女士,得知她还有3100多张四川老照片,因营造学社辗转流离被压在箱底,经过协商,我们得到授权来做整理。

  我们的整理和重走从2019年正式开始,在此之前,营造学社没有系统整理过。至于调查的具体行程?覆盖了哪些内容?无从所知,拿到的照片只有编号,我们的研究基本是从头起步,要一张张辨识出来,一张张拼接。

  新重庆-重庆日报:川康古建筑调查留下了不少遗憾,你在重走路上是否也感受到了遗憾?

  萧易:的确,学社在调查中有一些局限。比如大足石刻的价值确认和成果发布,第一批进行调查的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判断出宝顶山石刻的年代和“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的价值。我在重走中感受到的遗憾,更多来自古建、古迹的沧桑巨变。比如第一站重庆,梁先生他们看到的五福宫、长安寺、府文庙等基本都已消失,这样的遗憾不止川渝,每个城市都有。

  让人欣慰的是,虽然许多遗迹已消失,但川渝地区在几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又发现了非常多的古建、古迹,比如营造学社在四川一直没找到的宋元建筑,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十余处,大多是家庙。

  新重庆-重庆日报:前段时间大热的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又一次引爆了山西古建旅游,随着川康古建筑调查面纱渐渐揭开,我们如何利用好这笔文化财富?

  萧易:川渝两地的木构古建筑缺乏,但石窟寺资源极为丰富。以重庆大足石刻、四川安岳石窟为代表的古迹近年越来越火,前往探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虽然川康古建筑调查中涉及的不少古建、古迹消失了,但进一步整理、发掘相关材料,对于川渝人民文化寻根,坚定文化自信非常重要。营造学社在艰苦岁月里的田野调查为川渝两地留下了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今天,我期待川渝两地共同携手对这次调查展开深入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涵养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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