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一句顶一万句》，是作家刘震云的扛鼎之作。小说分两部分《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20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了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

　　琐碎生活，孤独隐痛；出走回归，只为知音。

　　人是大地上的异乡者，心是孤独的猎手。人心的深度不可测量，既能形成蓄养寂寞的沼泽，又会生成围困孤独的深井。孤独的人有时是施难者，有时也是受难者，有时还是施难和受难的合体。

　　高山流水遇知音，中国千年人心共情的经典画面，实在太稀缺了。正如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所说：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生来孤独，人生彷徨。这部小说有个重要的标签符号，叫“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显然，这是在将这部作品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进行比照。《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经典，其中的艺术新奇和思想深度，永远值得敬畏。当然，刘震云也是很成熟的小说家，《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几乎没有争议。它在叙事结构、文本格调、艺术价值方面，也确实展示出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就藏在普通人的隐秘心事中。人活得那么累，却又难以宣泄，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因为自闭自守造成的。中国人的话语困境和复杂观念，让人与人之间经常陷入“说不着”“说不通”“说不好”的尴尬境地。

　　千年孤独，百年行走，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就是在探析如何寻找知音、排解孤独。刘震云的切口选择，就是“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这样的创意构思，无疑是巧妙的，精准的，深刻的。

　　虽然《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多是乡间农民，只是偶尔涉及一些城市游民，但，这部小说仍然堪称是在表达整个中国人的孤独。因为就算破除城乡二元诸多壁垒，这种“中国式孤独”也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伤痛。

　　在今天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城市森林里，找不到“说得着”的人，同样也是一种严峻的现代病。总之，《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那些在苍茫大地上奔走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思想者，他们的孤独并不是因为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困于日常家事，苦于现实情感。

　　这种孤独的普遍性，让刘震云感叹：“中国人太孤单太寂寞了，几千年活得都这样。”“我的父老乡亲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但他们就是不说。”

　　不说，不听，那是因为遇不见“说得着”“听得进”的人。

　　于是，人们活在迷茫和困惑之中，难以疏解心中的板结，只能在绵延不绝的孤独、隐痛、不安和焦虑中，通过虚幻的客套和短暂的愉悦，来消解精神的隐痛。事实上，无论是酒精还是咖啡，都很难真正“一浇心中块垒”。

　　从某种意义讲，这种孤独困境是中国人独有的，或者说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大儒梁漱溟曾说，中国人普遍过着缺乏宗教的人生。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信奉的神作为诉说对象，来为他们保守秘密，又找不到“说得着”的知音，人生往往只能压抑难言，无所适从。

　　一个总是活在孤独中的族群，又怎么可能让人们昂首阔步，自信向前呢？《一句顶一万句》直面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寻求解决问题的社会通道，无疑是在夯实这部作品的价值底座。

　　《一句顶一万句》不论整体结构还是语言文本，都太有艺术匠心了。小说看似在给读者一个轻松的阅读入口，但很快，就会被绕进去，在各式人物命运错乱的交叉叙事中，体会到繁杂和庞大。随后，又会被带到一个开阔地带，在那里回望和前瞻，来看见芸芸众生的命运奔突，知晓人与人之间的百年渊源。

　　在结构上，这部小说很明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叫“出延津记”，下部叫“回延津记”。这种“对称”式的结构，易于从时间、空间、人物等各个维度形成对应关系，将散漫的叙事架构支撑得牢固结实，完整紧凑。小说的上下部分别讲述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两代的行走人生。作者在两个主角的叙事主干上，分枝展叶，让藤蔓延伸开来，顺着两个人物的足迹信马由缰，把各式人物拉进来，闲聊他们悲喜人生，展现世道人心。由此，也就铺开一幅中国孤独失魂者的千里远征图，让人们看见为了找到“过心”之人，说出那句“知心”之语，无数人都在过着挣扎的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出延津记”这个主题，也很容易让人拿来与“出埃及记”进行类比。“出埃及记”讲述的是摩西带着40万希伯来人（犹太人）逃离埃及法老的统治，摆脱被控为奴的命运，回到他们应许之地迦南的故事。显然，这个世界每个族群都在努力走出困境、寻找乐土。刘震云借这样的名称，来思索延津人的出走和归来，如何摆脱孤独的精神苦海，如何拥有内心的丰沛。从这个意义讲，延津这个地方，也是刘震云的文学故乡。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让人感觉特别“绕”的小说：从情节和语言，都在颠来倒去，反复念叨，显得繁琐累赘。这种“绕”的特点，让人乍然看去，觉得太过臃肿无趣，在削弱故事情节的紧凑，但细读下来，就容易被“绕”进去。这种“绕”，是一种技巧，是一种套路，让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更为困难，人心更加孤独。

　　比如，小说里的老裴经常和老婆吵闹，他最怕的就是“娘家哥”来讲“理”，因为那些“理”太绕了，“桩桩件件，桩桩件件的起因，娘家哥记得。千百件的针头线脑，越扯越长，扯得老裴脑袋都大了。”“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条理。”绕来绕去，老裴只能节节败退，一边在行为上选择忍让，一边在精神上更加痛苦，感叹着“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绕不出来，说不着话，只剩孤独。

　　“说得着”的人千里奔赴，“说不着”的人同床异梦。70年前，杨百顺和老婆吴香香“说不着”，吴香香就和邻居老高私奔了；70年后，牛爱国和老婆庞丽娜说话“不过心”，庞丽娜就和她姐夫一起跑了。杨百顺和牛爱国都不想去找老婆，无奈身边的家人亲友都逼劝他们，于是，他们不想多说，而是选择背井离乡，其实只是假找。找着找着，他们又都遇到各自“说得着”的人。比如，牛爱国遇着章楚红后，“与谁都不能说的话，与章楚红都能说。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两人说高兴的事，也说不高兴的事。与别人说话，高兴的事说得高兴，不高兴的事说得败兴；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不高兴的事，也能说得高兴。”

　　寂寞的人多是因为浮躁，但孤独的人却有各自的寒凉。《一句顶一万句》对人性伦理遭遇的踩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父子间的隔阂，兄弟间的争利，夫妻间的背叛，朋友间的掠夺，师徒间的恩仇……总之，这部小说让人们看到传统伦理的颠覆悲剧。杨百顺一次次遭遇人性伦理伤害，他选择不停地改名，来摆脱身份的困扰和精神的包袱。杨百顺被传教士老詹更名为杨摩西，入赘“嫁”给了吴香香后更名为吴摩西，遭遇婚姻背叛后，他改用记忆中喊丧人罗长礼的名字。抛弃代际传承的姓氏，对身份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这种对祖辈的叛离和传统的割裂，都是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与痛楚。

　　传统的式微，信仰的缺失，观念的分歧，让人们处于“无根”状态，四处都在找寻“说得着”的人。一句顶一万句，那一句其实就是比整个世界还重的真话，是人类普遍信仰的真理。唯有解决信仰危机，让人们活在真实中，才能形成价值共鸣，迎来共情时代。这样，人们才能遇见知音，告别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