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85—1988）《都市风流》，是孙力、余小惠合著的长篇小说。作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塑造了从大杂院居民到身居要职的市长、从摆摊的大学生个体户到高级工程师等近40个身份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全景式地描绘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人的命运和心态。几组不同类型的爱情纠葛曲折委婉，多彩多姿，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纷纭变化的伦理道德观念。

　　时代命题，人生答卷；价值选择，自我重塑。

　　文学是文化先声，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对作家来说，只有不断创作出不辜负时代的作品，才能拥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迄今已评出53部获奖作品。但，有了茅奖标签，也未必就是优秀作品的凭证。有一些茅奖作品，不只是读者不以为然，业内专家也是一脸冷漠。这些作品只在评奖结果出来之时，短暂风光，略显热闹，随后，渐然冷寂。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就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这类作品。这届评奖共评出五部获奖作品，分别是《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穆斯林的葬礼》。此外，还有两部是荣誉奖——《浴血罗霄》《金瓯缺》。

　　除了《平凡的世界》深受读者推崇，《穆斯林的葬礼》《金瓯缺》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其他几部作品，在读者心中也渐然消失了痕迹。

　　好作品应经得起时间检验。那些后来被读者抛弃的茅奖作品，如何走出争议，如何正确存在？

　　几乎没有哪一项文学评奖能完全摆脱争议，茅奖评选也注定要在争议中一路摸索前行。从作品到作家，从评委到机制，都需要放在读者挑剔的目光下，来展示应有的价值。

　　文学不是武学，也不是数学，不能靠力气比拼或数字计量来决胜，只能靠审美和价值来打动读者。

　　当然，有些作品遭受市场冷遇，也可能是因为读者审美能力不够，价值判断错误。正因如此，持续对茅奖作品进行分析讨论，极有价值。

　　问题是，文学评论界对那些被普遍视为平庸的茅奖作品，选择集体沉默。虽然也有稀薄评论文章，往往也只是强作赞美，实在尴尬。

　　这是一个文学批评逐渐离场、文学赞歌声浪变大的年代。在质疑和批评茅奖作品上，专业批评家更是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其中的顾虑不言自明。毕竟，茅奖作家身份，意味着一种权威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权力存在。一个作家获得了茅奖，随之而来的，不只有名利双收，往往还有相应的文化权力。

　　批评茅奖作家的作品，注定面临巨大的压力挑战——尺度需要拿捏，关系需要平衡，风险需要规避。批评有时候“得罪”的还不只是作家，还会“冒犯”到背后的专家评委和推荐机制。

　　文坛也有人情世故。茅奖评委在文学界大都有着较高地位和较深资历，相关评奖机制更是具有一定权威性。或是出于唯尊者讳，或是考虑到融入“主流文学圈”的现实需要，一些文学评论者就算笃定判断某部茅奖作品为平庸之作，往往也会选择主动回避。

　　1988年10月出版的《都市风流》，在出版业不断产业化的背景下，虽有茅奖作品荣耀，却未能成为畅销书，市场几乎绝迹，实属罕见。与此相应的是，《都市风流》相关论文，全网不过寥寥几篇，内容不痛不痒。

　　这种沉默和冷漠，最大的原因，还是作品平庸。事实上，不只是图书，改编的电视剧相较于同时期上映的《编辑部的故事》《渴望》，也是石沉大海，迅速归于平静。

　　《都市风流》的作者孙力和余小惠，是一对夫妻，在文学界存在感极低。获得茅奖前后，皆无标志性作品问世。孙力身体残疾，英年早逝，命运经历很像史铁生，但，一代“茅奖得主”，生前与身后，都是寂寞无声。

　　这部小说的获奖，被坊间指摘存在“得位不正”。这其实与第三届茅奖评奖机制改革有关。当时，茅奖评选引入一项规则——由一名评委提议，再由两名评委附议，便可让作品直接进入评选环节，而不用经过读书班的推荐。

　　如此变革，褒贬不一。但，由此产生的《浴血罗霄》《都市风流》《骚动之秋》《英雄时代》等获奖作品，尽管体现了某些意图导向，但在文学价值上确实存在诸多遗憾。

　　《都市风流》是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温小钰推荐给朱寨和陈涌两位评委的。朱寨是从延安时期出来的老评论家，陈涌是资深文艺理论家。他们曾评论过温小钰和丈夫汪则成这对夫妻合写的中篇小说《土壤》。在那一届评选中，这样的老评论家很有影响力。

　　茅奖评委曾镇南说，尽管有人觉得《都市风流》写得单薄和粗糙，但陈涌认为，不能那么说，茅盾文学奖初始的要求就是要反映当下的时代，所以，他认为《都市风流》的获奖是可以的。

　　这届评委整体年龄较大，文学观念较为陈旧，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在价值取向上偏重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注重追求文学的政治功能。于是，这届评奖被认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非文学因素的制约”“评奖的平庸性暴露得最为彻底”。

　　很多读者也认为，这届评选舍弃的作品，如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张承志的《金牧场》、杨绛的《洗澡》等等，比《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等获奖作品，更有文学价值。

　　许多年以后，有记者问余小惠：“事隔多年，现在看这部作品，您如何评价？”

　　余小惠以“梵高《向日葵》的价值是后来才慢慢被认可的”来类比，笃定认为：“《都市风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当今社会，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尽管有些作品评价比我们的作品高，但是我以为我们是无可取代的。”

　　有文化自信值得激赏。但，文化更需要理性，更需要自醒。

　　如果不能回到文学轨道上看待作品，不能回到评审制度是否公正角度看待文学评奖，一些以平庸之作获奖的作家，出现迷之自信，就很难避免。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文学批评如果不能说真话，如果不敢说真话，就是对作家和作品不负责，不利于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

　　正派社会的文学生态，既需要批评者有勇气直面平庸之作，也需要作家和评委对批评者报以宽容理解，以及相关制度不断释放出善意。

　　毕竟，拒绝平庸，应是读者的文化自觉，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然，《都市风流》遭受“冷遇”，也是因为掉进了时代的夹缝。

　　这部小说，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解放生产力、打破陈旧权力束缚、追求先进生活方式等等，已经成为改革共识。梳理改革的时代精神，展现改革人物的魅力，需要新的文学呈现。

　　相较于80年代初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柯云路的《新星》，《都市风流》更具有全方位视角，堪称是“全景式”反映变革时代，对改革面临的体制难题也并不回避。

　　遗憾在于，热切拥抱时代热点的文学选题，注定带着深深的“临时性”烙印。

　　这部小说获奖不久，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代浪潮席卷而来，改革陷入低潮期，改革派小说成了明日黄花。

　　此后，官场小说形成新的热潮，《都市风流》中内容显得过时。各种新的文学先进流派也相继出现，小说的表达创新在不断提升。不论是内容思想，还是创作技术，《都市风流》都显得愈加单薄与空洞。

　　从整体而言，《都市风流》的人物群像，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共性，就是面对时代浪潮，都在努力寻找自我价值。

　　改革派代表阎鸿唤市长，从各种宏大叙事中走出，走进市井生活，重新感受充满人间烟火。

　　被市委书记高伯年抛弃的杨元珍，独自带着孩子扛过生活风雨，自强独立，捍卫朴素的人格伦理。

　　混迹街道有着种种劣行的“小丑式”人物陈宝柱，在将旧家园变成美丽立交桥的浩瀚工程建设中，找到身份认同，完成了圣洁救赎。

　　因为家族资源获得仕途机遇的副市长柳若晨，在与徐力里的生死爱恋中，找回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选择辞官治学。

　　犯过强奸罪后来成为暴发户的万家福，通过“捐赠”获取了政协委员的身份，来为未来人生铺路……

　　在时代变革的夹缝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我。在寻找的过程中，有的人通往阳光大道，有的人走向混沌地带。

　　《都市风流》的书名，让人觉得是世俗小说标题。其实，此“风流”非彼“风流”，而是类似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辛弃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中的“风流”，是指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小说中，拥抱改革建设美丽家园的每个人，都是风流人物。

　　不论是建设者，还是再书写者，每个人都需先有自省，才得风流。

　　认清平庸，反思平庸，才能真正拒绝平庸，在时代的夹缝中找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