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77—1981）《李自成》（第二卷），是现代小说家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分上、中、下三册，所写的故事时间发生在崇祯十二年夏至十四年春。作家在逆境中创作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明末皇帝崇祯为中心，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揭示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以及民族斗争的复杂局面。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文笔新颖，堪称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

　　时代束缚，价值悖论；经典争议，毁誉由人。

　　人生常被比作是一场马拉松，一路向前，有时顺风顺水，有时跌跌撞撞。到达终点时回望，每一步又都算数。

　　对作家来说，写过的作品串起来，就是创作的马拉松。有的作家一生，几乎都在为某部作品呕心沥血，每个篇章都注定是不可割裂的价值担当。

　　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是如此。中国当代小说没有哪一部像《李自成》这样，经历如此漫长的创作时间，经过如此复杂的创作博弈。

　　这是一场极致的文学苦旅。早在1957年秋，姚雪垠就动笔写《李自成》了。那时，他的人生处于幽暗地带，但创作火焰照亮了前行道路。1963年7月，《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册出版。

　　不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姚雪垠的创作之路遇到各种阻碍。幸运的是，1966年7月，此前收到姚雪垠寄赠第一卷的毛泽东同志，指示湖北省委领导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1975年11月，针对姚雪垠来信，毛泽东又作出批示，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因此得宽宥，创作逢顺境。1976年12月，第二卷上、中、下册出版。此后，邓小平同志也对《李自成》的创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1981年8月，第三卷出版。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不过，直到1999年8月，第四、五卷才同时出版。那时，距第三卷出版竟长达18年。只是，姚雪垠已病逝3个多月。一部《李自成》，从开始创作到完全出版，长达42年。加上此前搜集、研究相关史料的时间，真是半世风雨半生情。这样的文学马拉松，令人感慨。

　　姚雪垠曾提出一个座右铭，叫“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他这样阐释：“人生就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未死之前，不能决定谁是冠亚军；即使人死了，他的作品还在，甚至由于各种因素，在若干年内，他的作品仍被捧得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检验，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会黯然失色。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总会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的评价，这就叫死后马拉松。一个作家在死后马拉松运动中能否获胜，这完全取决于他在生前对作品所投入的劳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因此，大家一定不能只看眼前，而要想到长远。”

　　今天，以这个观点和逻辑来重新审视《李自成》，真是五味杂陈。因为《李自成》正是一部曾被捧得很高，后来逐渐黯然的作品。由褒到贬，正是因为这部作品总在跟着特定历史风潮奔跑，左冲右突，出现很多内容断裂和价值偏移。

　　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得到了茅盾的悉心指导。从1974年至1980年，7年时间内，姚雪垠与茅盾通信多达88封，内容多是围绕《李自成》创作而谈。从结构设置到人物形象再到语言文本，茅盾提出了大量建议和意见，也给出过如此高度的评价：“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这也应是《李自成》获得茅奖的重要机缘。

　　此外，盛赞《李自成》的，还有郭沫若、叶圣陶、吴晗、夏衍、曹禺、朱光潜、秦牧等等名家大师。明史专家吴晗说：“我认为《李自成》（第一卷）绝不在《水浒》之下，甚至比《水浒》还高；如果拿它同《三国演义》比较，我看它超过了《三国演义》。”美学家朱光潜说：“《红楼梦》以来，还少见这样好的长篇历史小说。”戏剧大家曹禺甚至这样说：“现在研究《红楼梦》称为‘红学’，我相信将来会有研究《李自成》的‘李学’。”

　　对此，姚雪垠自信地解释：“为什么？我比罗贯中晚生了六百年，我懂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懂……我懂小说艺术，他却不懂，他只写了战争，没写生活，风俗人情……而我写了。不说别的，单单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我就胜过了他。”

　　这里或有调侃与戏谑，但自负与孤傲，确是姚雪垠的本色。比如，在《谈〈李自成〉若干创作思想》中，他这样说：“《李自成》是可以和列夫·托尔斯泰媲美的长篇巨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自卖自夸更狂飙。总之，姚雪垠凭借《李自成》，一度风光无限。

　　但，在文学马拉松的长跑中，不可能总是艳阳天，有时也有暴风骤雨。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开放多元的文学审美和价值判断，也在不断探照着姚雪垠受限于“阶级斗争意识”的历史书写。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李自成》的质疑和批评不断掀起浪潮。阿英直指《李自成》第一卷“使人感到有些反历史主义，觉得完全是写游击战争，而不是写李闯王时代的农民革命。如当时闯王和部将都是这样，革命早成功了”；批评家刘再复直指《李自成》属于“三突出”“高大全”的典型，“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李自成则像无产阶级革命家”等观点也引起共鸣。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李自成》渐然从“经典化”走向“去经典化”。这些年，虽然偶有“再经典化”的声音，但稀薄得如同一粒石子扔进深海。市场反应和学术研究对《李自成》表现的淡漠，并没有因为茅奖标签而转变为热情。

　　究其原因，确是姚雪垠受特定年代意识观念的“规约”太重，将历史叙事与政治叙事强行衔接，有违艺术真实，有损思想价值。这部作品过度拔高农民起义的领袖形象，过度回避农民起义军的破坏性，对明史著作记载李自成嗜杀百姓等情况视而不见。特别是，在叙事上有移植当时的红色文艺作品场景片段之嫌。比如，李自成见到驼背老农身穿单衣，取出棉衣相送，老农双目含泪，以示感恩；李自成败离西安，两鬓斑白老婆婆相送，他跳下马来深情搀扶；高夫人将伤员安置在村民家中，感慨“到处穷人总是同咱们心连心”……这些场景语言，给人一种八路军与老百姓“军民鱼水情”的年代幻觉。 还有批评家指出，李自成看望伤兵片段，是在套用红色文艺中“老班长饮水”的场景；李自成赶往石门谷处理杆子军哗变的片段，是在移用红色文艺中“党代表回来了”的情形；高夫人绣闯王旗片段，是在借用“江姐狱中绣红旗”的情境……在历史农民起义场景中掺杂大量现代革命元素，无疑有违文学的审美和想象；将李自成刻画为一位现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错乱。

　　在如同风暴的批评质疑中，姚雪垠又花费了18年时间，才完成第四、五卷出版。不得不说，在压力之下，姚雪垠也在努力进行纠偏。在第四、五卷中，不仅李自成形象出现了“反转”，曾经“脸谱化”的农民英雄转向了人性因权力变异的“封建帝王”，而且作者对崇祯帝、洪承畴、皇太极等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在努力摆脱此前的概念化、模式化、简单化，更加符合历史逻辑，甚至能站在民族融合的开放视野下，对这些“负面人物”表达悲悯和认同。这一切，也为这场文学马拉松的冲刺阶段增添不少亮点。

　　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李自成》的时代价值不应武断抹杀。但，文学确实又是一场“生死马拉松”，姚雪垠驾驭330多万字的长篇，在克服系统性难度方面还是显得乏力，导致前后出现诸多断裂与迷乱。对读者来说，看待《李自成》，只能以时代视角，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故而，客观辩证地看待《李自成》作品价值，才是理性选择。

　　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红学”仍红，“李学”难觅。当然，文学马拉松是一场更为长远的旅程，正如《红楼梦》面世至今，已近250年了。现在，姚雪垠离开人世也才只有25年，只是可惜，这届读者无法向天再借2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