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邹后曦，1964年出生，重庆市巫山县人。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二级教授、博导。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审核专家库”专家。1992年开始，全程参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2011年以来，全程参与了后续三峡文物保护工作。

巫山县大溪遗址发掘现场。（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邹后曦全程参与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

邹后曦（左四）在忠县乌杨汉阙墓地的发掘现场。

　　5月的暖阳下，开得正盛的三角梅爬满了整壁石墙，簇簇朵朵、挤挤挨挨地铺成一片紫色的花海。花海背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几个大字隐约可见。

　　“这是我让人种的，最初只有那么几枝，可你看现在，它们开得多好啊。”站在自己最喜欢的这片三角梅前，60岁的邹后曦笑着感慨。

　　这笑容里，有几分欣慰，更有几分自豪。“我这辈子啊，可以说真的是择一事，终一生。”顿了一下，邹后曦将眼光从墙上那密密麻麻的小小花朵上收回，定定地看向远方，“如果有机会再来一世，我想我还是会选择考古，还是愿守候三峡。”

　　择一事、终一生已是难得，为何还期待再来一次？

　　“因为我见证了三峡文物点从原本以为的几十处到调查核实后一共1087处的巨变；见证了近20万件文物从长江三峡重庆段两岸相继出土；也因为我见证了全国博物馆系统中，‘中国’两字第一次走出北京‘落户’自己的家乡。”收回目光，邹后曦笑着反问，“你说，是不是值得再来一辈子？”

　　是啊，正如这初初仅有几枝，最终却开出满目娇艳的三角梅，邹后曦和他的同行们，用数十年时光，在白纸黑字的史书之外，亲手用一件件文物为重庆书写出了一部实物铺就的汗青史册。

　　这部史册从近万年前悠悠走来，历商周、到秦汉，跨唐宋、至明清，以毋庸置疑的姿态，向全世界实证长江文明的源远流长。

　　近日，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邹后曦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讲述博物馆里那些三峡文物背后的故事。

　　从巫山“切”回6000年前“大溪人”古墓

　　“如果说院子里的花是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赏心悦目，那这栋楼里的‘花’就是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智慧结晶。”离开爬满三角梅的石墙，邹后曦走进隔壁的一栋青色小楼，“这栋楼既像一本重庆的历史书，也像一本我的回忆录，每一处都是故事。”

　　这栋楼就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内的重庆考古标本陈列馆，楼里陈列着近几十年来从重庆各处相继出土的珍贵文物。

　　故事的开头，是一张陈列在负二楼的巨大照片。照片上，除了奔流不息的长江外，就是密密麻麻的方形大坑。

　　坑里是什么？

　　是6000年前的墓葬。

　　“你看，这些墓葬就在前面。”顺着邹后曦的手指看去，一块巨大的玻璃地板出现在我们面前，地板下方，8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墓葬分两行排开，一瞬间把照片里的考古现场带到了展厅之中。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到它们时的震撼。一个个墓坑里躺着一具具重庆先民的遗骸，他们有的蜷曲着宛若胎儿在母亲腹内的样子，有的并排躺着就像依偎而眠。还有的骨骼间插着骨簇，仿佛插着无法解开的谜。”指着玻璃地板下一个个墓葬，邹后曦说，它们统称“大溪人”，以首个发现地——巫山县大溪镇命名。

　　2000年至2003年，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大溪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工作。

　　仅仅在这次发掘中，考古专家们就在现场找到了200余座史前墓葬和大批祭祀坑、动物坑、鱼坑等反映史前人类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的遗迹遗物。

　　大溪遗址的考古发掘重要吗？

　　“重要！如果说大溪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大溪遗址则无疑是大溪文化的标志性遗址，是众多考古人心中的‘朝圣地’。”邹后曦说，从社会发展、文化影响等角度看，大溪文化在中国南方地区可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比肩，堪称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明珠。

　　2021年，大溪遗址被评为我国20世纪“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墓葬带来的震撼还没散去，邹后曦的手指又指向了旁边的展柜，“你知道‘大溪人’多厉害吗？这串项链足以说明一切。”

　　项链的款式很简单，上千个薏米大小的白色扁珠串成一圈。

　　这是“大溪人”用江里的贝壳做成的。在工具并不发达的数千年前，要将贝壳打磨到薏米一般大小，还要在中间钻上小孔，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溪人”做到了，而且他们还不止做了一串。

　　“我们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爱美之心自古有之。这就是考古的趣味所在，它就像一把小铲子，一点点挖出历史背后的故事，哪怕那时候没有文字，哪怕那时候没有史书，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实物中一窥中华文明的璀璨。”

　　如今，邹后曦行走在展厅中的脚步是闲适的，可2003年在巫山县大溪镇，面对长江边发掘出的200多座“大溪人”墓葬，他的脚步里却带着几分焦躁。

　　为什么？

　　“急啊，这么多有特点的墓葬密密麻麻地在江边出土，一旦江水上涨，它们就要被永远淹没在江底。”

　　怎么办？

　　切！邹后曦说，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墓葬原本的样貌，他们决定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切割运回主城。

　　于是，已经发掘完成的考古工地上再次忙碌了起来，专家们开始为选中的墓葬进行周边加固，以防止切割时对墓葬造成破坏，随后长臂吊车和卡车也颠簸着开到了工地旁边。

　　一个个“大溪人”的墓葬从江边被整体切割出来，吊上卡车直奔主城，他们中的一部分被搬到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另一部分则留存在了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内，作为考古专家们后期研究的重要实物材料。

　　如今，在三峡博物馆的《远古巴渝》展厅里，一座当初从巫山大溪“切”回的五人合葬墓成了博物馆开放以来最受观众们喜欢的展品之一。

　　从野地里“捡”回国家一级文物乌杨汉阙

　　考古就是挖、挖、挖吗？看完“大溪人”，我们好奇地问。

　　“不，我们还捡、捡、捡。”哈哈大笑后，邹后曦对仗着回答我们的问题。

　　捡？捡了什么？

　　“中国第一个考古出土的汉阙、如今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乌杨汉阙中的一部分，就是我和同事们亲手‘捡’回来的。”

　　回想起这段经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3年，但邹后曦记忆犹新，“原本从忠县回到主城只需要8个小时，可那次我们整整走了72个小时。这72个小时里，我一刻都没敢合眼。”

　　汉阙有多珍贵？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汉代建筑，就只有它们了。

　　2001年，当乌杨汉阙在忠县乌杨镇被发现时，已经散落各处，于是，找齐它的每一个“配件”，就成了发掘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可是，在邹后曦看来，在泥泞的江边一处处找“配件”并不算什么。最难的，是把这些“配件”完好无缺地运回来。

　　“太难了，我都不晓得当时自己是如何能见招拆招的。”邹后曦说，为了保证这些宝贝的安全，他和同事们第一件做的事，就是用钢条为每一块出土汉阙做“保护套”，“这个‘保护套’要做到保证躺在里面的汉阙能够在起吊过程中完全不受力。”

　　就当所有人认为琢磨数月做好“保护套”已经克服了最大困难时，殊不知，难题才刚刚开始。

　　吊车来了，卡车也来了。

　　可是，吊臂却不够长！如果吊车吊着汉阙在泥泞里颠簸到卡车边，谁也不能保证汉阙不受损。

　　卡车开到江边的汉阙旁呢？可以。可是一旦装上重达数吨的汉阙，轮胎就会陷进泥里寸步难行。

　　怎么办？

　　一行人急中生智，最终决定“拆”了卡车，把载货车厢先吊到汉阙旁，让汉阙进箱，再将整个箱体吊回卡车车体，重新安装到位。

　　就在众人把最后一个构件搬上车的时候，铜钱大的雨点突然铺天盖地落了下来。

　　“从忠县回来，原本只用8个小时的路程，就因为这场一直下不停的大雨，我们走了整整72个小时。”邹后曦说，原本他们以为大雨一会儿就会停，结果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能见度越来越低，车队原有的队形完全被打乱了，有的车在半路坏了，有的车因为路况太差行驶非常缓慢，“72个小时，我一刻都没敢合眼，硬生生挺了过来，直到所有汉阙都平安到达考古所，我提着的心才真正落回原处。”

　　经过严谨的修复后，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敞开大门前，乌杨汉阙被搬进了博物馆大厅中，成为标志性展品。

　　以己为证，乌杨汉阙向国内外观众展示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高峡间开出璀璨的文明之花

　　一路行来，在邹后曦的娓娓讲述中，三峡的历史画卷一路生花。

　　如果要为这画卷写篇卷首语，该从何时开始呢？

　　邹后曦毫不迟疑地给出了答案：1992年4月。

　　彼时，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指示：三峡沿线的文物保护工作必须立即启动。

　　“那时，我还未至而立，接到通知后，二话不说背起行囊就和同事们扎进了三峡。但是我们谁也没料到，这一扎，给所有人‘扎’出了一个巨大的惊喜。”回想起行走在三峡的日子，邹后曦连连感慨。

　　“调查之初，大部分人认为，大江大河之间的峡谷地带，人类无法生存，文物点不会太多，顶多几十处而已，但是调查的结果，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邹后曦说。

　　这个“惊”有多大？

　　仅仅在三峡工程淹没区内，就发现了1282处地上及地下文物点，它们的时代从旧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其间绵延不断。

　　最终，1282处文物点中的1087处得到复核确认，并被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正式审批列入保护规划，其中涉及重庆库区的文物项目有752处，包括地下文物506处，地面文物246处。

　　这份规划有多详尽？

　　邹后曦报出了一组数据：32本，280万字。

　　随后，72家考古单位从全国各地奔赴重庆、进入三峡沿线，开始了这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性保护工作。

　　从1996年到2008年的十余年间，近20万件文物在考古队员们的手中破土而出。

　　“这些文物的出土，不仅夯实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历史底气，也极大地丰富了重庆的文物库房。”邹后曦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就像雨后春笋般相继在重庆大地上破土动工，一件件三峡出土文物也开始走出文物库房，走进博物馆的展厅之中，向世人展示绵延万年的三峡文明之光。

　　2005年6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落成并对外开放，在全国的博物馆中，“中国”二字首次“走出”北京，“落户”重庆。

　　2009年，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落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于水下的博物馆。

　　紧接着，巫山博物馆、夔州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开州博物馆、忠州博物馆、云阳博物馆相继建成。

　　截至2024年，8.24万平方公里的重庆大地上，已有各种类型的博物馆130家。

　　这一切，都离不开邹后曦们的努力与付出。从而立到不惑，从知天命到耳顺，作为一名考古人，邹后曦全程参与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用双脚丈量三峡两岸，用双手发掘三峡文明，将自己的最好年华全部献给了三峡文物的保护，“我用一生去探寻重庆这片土地下的未知，将它们一一呈现于世间，这也许就是择一事、终一生的意义所在。”

　　说这话时，邹后曦露出了一丝孩子气的微笑。